美國繼續合作的一種表示。儘管莫洛托夫本人表示異議，斯人林還是這樣做了。

但是姿態並不改變政策。當莫洛托夫抵達舊金山時，他帶來了障礙和爭論。由於隨後幾個月裡俄國和西方的關係惡化，許多羅斯福的最熱誠的支持者把大同盟衰落的原因歸咎於羅斯福死後美國態度的改變。鑑於有關各方原先還希望把大同盟的裂痕彌合起來，所以當時沒有把羅斯福逝世以前早已存在的緊張關係廣為宣傳。這就使得批評杜魯門的人提出的責難顯得更加有理了。

從狹義來看，這種論點可能有些道理。或許杜魯門個人不象羅斯福那樣願意對俄國人遷就。但是，一個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美國的軍事形勢已經改變。由於歐洲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調遣優勢兵力去對付日本，因而俄國的幫助看來已不是那麼重要了。在俄國遠東領土上建立美國軍事基地這件事，幾乎始終毫無進展。同時，在太平洋島嶼上新獲得的基地看來已經可以維持對日本的轟炸攻勢。因此，1945年4月24日美國參謀長們放棄了他們關於利用西伯利亞作為空軍基地的計劃。他們也決定不分散海軍力量去執行在日本北面開闢海路的任務，除非莫斯科逼得他們這樣做的話。這意味著在俄國和日本開戰以後，美國海軍將不保證繼續運送軍需品給遠東的紅軍。

這些決定至關重要。實際上，美國人已經不再願意作出任何重大的讓步以求得俄國人參加對日作戰了。據海軍上將李海說，4月22日，杜魯門的顧問們覺得，“如果俄國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們在歐洲和亞洲的作戰努力，這對我們的戰爭前景不會造成特殊的損害。”這樣，大同盟的軍事基礎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依靠共同的政治目的來使盟國間的衝突不至於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

共同的政治目的並不是不重要的。三大國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認只有它們繼續合作才能達到這些目的。但有些事情在一方看來是保衛蘇聯國家安全的基本預防手段，在另一方看來卻是共產黨的奸詐和侵略。面臨著這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大同盟逐步瓦解，成為互相競爭的敵對部分了。

如果羅斯福還在世，事情會朝著略微不同的方向發展，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認為他會有什麼辦法防止這個同盟的破裂，或者能夠大大減緩破裂的速度，這是對國際關係採取一種膚淺可笑的看法。杜魯門所依靠的顧問就是羅斯福所依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儘可能遵循羅斯福的政策。使同盟分裂的不是杜魯門，不是丘吉爾，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共同的敵人消失了。唯有這個共同敵人的力量才能促使這三個有關國家的政府把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相互存在的畏懼心理置於某種更大的恐懼之下。為了保全羅斯福的神話和他自己內心的平靜，他的確死得其時。他死時，他曾大力幫助籌劃的勝利已經毫無疑問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經滿懷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確地、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時，人們還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直到他與世長辭的時刻，他始終沒有放棄和俄國人達成相當的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和諧的希望。他寫的最後一個電文是給丘吉爾的，他說：“我將盡量縮小有關蘇聯的一般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似乎每天都在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出現，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會象伯爾尼會議的問題那樣得到解決。然而，我們必須堅定，我們的路線到此為止始終是正確的。”他死時還沒有因盟國失和而感到沮喪，對自己採取的路線到此為止又深信是正確的，一個人還能死得比這樣更好嗎？

上文已經提到，羅斯福的逝世使莫洛托夫來到了舊金山。這位俄國外長途經華盛頓時作了短暫停留，和杜魯門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會見，毫無成果地討論了波蘭問題。盟國之間關係的變化很快就在舊金山會議上表現出來了。那裡既有關於會議主席這一類問題的小爭吵，又有關於波蘭和阿根廷問題那種比較嚴重的爭吵。雖然這些爭吵後來證明是不祥之兆，當時卻並不顯得特別重要。公眾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德國崩潰這出戏上。儘管有俄國官員經常表現出來的那股猜疑的暗流，那些正在德國的人們卻為他們的共同勝利而感到自豪，並且在大多數事情上都進行了頗為有效的合作。但在幕後，盟國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先前一樣令人煩惱。在久久不得解決的波蘭問題之外，德國的戰敗又在的裡雅斯特地區、奧地利以及最重要的在德國本身，引起了新的困難。

1945年5月2日，義大利境內的德軍向陸軍元帥亞歷山大投降時，英美部隊和南斯拉夫部隊立刻開始搶著向的裡雅斯特進軍。結果英國軍隊和南斯拉夫軍隊在的裡雅斯特及其鄰近地區混雜到了一起。一場劇烈的爭論立刻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