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尼茨儘可能長時間地堅持這種做法，但艾森豪威爾揚言他準備封閉他的前線，不讓逃避紅軍的德國人過來。這位德國海軍上將知道事情完了，於是授權他的代表到蘭斯的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俄國和法國的代表也出席參加了1945年5月7日清晨舉行的儀式。但是斯大林不滿意於這種以英美為主的儀式。他對於德國向西方作出的“戰術性”投降懷疑，並且擔心德國人可能實際上仍然服從鄧尼茨的命令，只向英美方面投降。這些考慮使他拒絕承認蘭斯投降的有效性。他堅持要在柏林舉行第二次投降儀式。因此，5月9日，即根據在蘭斯簽訂的投降條款停止戰鬥的次日，在朱可夫元帥設在損毀殆盡的德國首都的司令部裡舉行了第二次儀式。在這次儀式以後，斯大林才認為戰爭結束了。

但是關於蘭斯投降儀式的訊息是無法扣壓的。德國電臺在幾小時內，當然也就是早在柏林儀式能夠安排就緒以前，已經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全世界。再則，一個目睹蘭斯投降儀式的美國記者不顧規定釋出新聞的日期，提前於5月8日上午9時30分將這個訊息電告合眾社。這使丘吉爾和杜魯門總統處境很尷尬。他們要求斯大林同意把正式宣佈歐戰勝利的日期提前，結果沒有成功，於是他們決定單獨行事。因此，當英國和美國在5月8日慶祝他們對德勝利的時候，俄國人卻延遲到次日才慶祝。這一差異象徵了歐戰的最後幾個月給盟國帶來的不和。象在一些聯盟中常見的那樣，勝利並未鞏固友誼。儘管在當時的興奮下出現了俄、英、美戰友情誼的種種衷心的表現，三國政府在幕後仍然發覺有許多要爭吵的事情。

在雅爾塔締結的關於歐洲前途的協定，與其說是現實的，不如說是表面的。事態的發展很快使得甚至那些最不願意接受現實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現實。雅爾塔會議結束後兩星期內，西方和俄國的外交官在羅馬尼亞問題上的爭執尖銳化了。到5月份的第一週，即雅爾塔會議後還不到一個月，關於波蘭的談判陷入了僵局。在公開的場合，美國和英國的官員竭力縮小他們自己同俄國人之間的衝突，採取了一種強作樂觀的看法。私下裡，他們認識到歐洲政治的前途正處在危險中。

首先是羅馬尼亞的事態達到一場危機的程度。8月23日政變後最先組成的政府於1944年12月2日由拉代斯庫將軍領導的一個新內閣接替。這一變動使共產黨控制了政府某些重要部門，主要是內務部和公安部，但拉代斯庫本人及其大多數部長則決不是共產黨的應聲蟲，而且羅馬尼亞軍隊仍然是反共的堡壘。這種情況不符合俄國人的願望。早在1945年1月，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訪問莫斯科，大概在那裡接到關於促使羅馬尼亞政府進一步改組的指示。他們回國後，反拉代斯庫的騷動便被組織得規模越來越大，直到1945年2月24日布加勒斯特發生了暴動。兩天後，俄國外交部副部長安德烈·維辛斯基到達羅馬尼亞首都，要求罷免拉代斯庫，改派佩特羅·格羅查繼任總理。格羅查是一個名為農民陣線的農民黨的領袖，儘管這個組織在1933年是獨立的，後來卻完全成為羅馬尼亞共產黨在農村中的一種偽裝了。

米哈伊國王不願意屈服於維辛斯基的要求，但是由於從美國和英國駐布加勒斯特的代表那裡只能得到口頭上的同情，他感到不得不接受俄國人指定的人。因此，一個完全由共產黨人控制的以格羅查為首的新政府於3月6日上臺執政了。

這種略加偽裝的政變使美國人大為不快。他們覺得，俄國人肆無忌憚地不顧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雅爾塔宣言。然而，英國政府卻認為，羅馬尼亞的情況並不能作為考驗蘇聯的一個適當的事例。丘吉爾和斯大林1944年10月的密約畢竟曾讓俄國在羅馬尼亞享有主要的影響。再則，美國人的那種認為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代替了一切先前的條約的觀點，可能會危及英國在希臘的地位。羅馬尼亞的事態十分模糊和遙遠，因此沒有受到美國公眾多大的注意就過去了。由於沒有英國的積極支援，美國政府的行動僅僅限於一些無效的外交抗議。

然而，波蘭卻是另外一回事。英國和美國在波蘭問題上的觀點是一致的，並且，由於這個問題歷史長久，加上存在著人數眾多、組織嚴密的美籍波蘭人的團體，波蘭的命運就成了美國公眾和政府高度關心的問題。英美大使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舉行的首次會議，沒有促成波蘭政府的改組，只是暴露了俄國和西方對於雅爾塔會議為波蘭擬定的方案的解釋多麼不同。俄國人堅持認為只應該同那些支援雅爾塔決定的波蘭領袖們商議波蘭政府的改組問題。這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