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中分別享有代表權。

8月28日提出的這項建議在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團中引起了很大的驚恐。他們預見到談判有完全破裂的可能。他們認為，西方的輿論決不會接受蘇聯的要求。羅斯福堅決主張對這個問題應嚴守秘密，並於8月31日急速打電報給斯大林提出抗議。9月7日，斯大林覆電說，他希望能當面向總統說明這個問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經過雙方同意，這個問題就此擱置下來了。

俄國和西方大國之間出現無法調和的意見分歧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係到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式。鑑於安全理事會將是這個組織的真正中心，它應該如何作出決定，這是最最重要的問題。大家對於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應該享有否決權這個總的原則並沒有異議，可是英國代表團卻堅持認為，如果一個大國是爭端的當事國時，它就不應享有否決權。美國人開始猶豫不決，後來也表示支援。英國代表團爭辯說，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在有關自己的案件中當審判官，那就違反一切公正的原則。然而，俄國人卻斷然拒絕同意在任何情況下取消否決權。他們希望使大國之間的一致成為採取任何行動的一項絕對必要的條件。

這場爭論背後的直接原因就是俄國和西方對於國際組織的目標的概念根本不同。這個組織是否將成為大國的工具，以便它們勾結在一起，把它們的意志強加於任何不聽話的小國，同時透過其他的談判途徑去解決它們自己的分歧呢？或者這個組織是否妄圖對大國本身行使權力呢？換句話說，這個組織是否將充作大國對全世界實行控制的工具，還是它將按照全人類大致承認的一般的公正原則，調節各國的關係呢？

當然，這個問題和俄國人縈懷的一種感覺有關：他們總覺得自己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和暗中敵對的世界中處於孤立的地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能蔑視資產階級的公正的觀念，而一個俄國人決不能忘記他的民族是一種特殊的人民，他們在世界上孤孤單單、與世隔絕。如果沒有一種絕對的否決權來作保障，資本主義國家豈不是可以隨便利用安全理事會為它們干涉蘇聯的對外關係作辯護，並按照一些虛偽的資產階級原則對蘇聯的行動妄加判決嗎？

9月8日，羅斯福用電報和斯大林討論了這個問題。斯大林於9月14日或15日作出答覆，建議擬訂一種特別程式，用以處理任何涉及大國的爭端。他強調不能容許違反一致同意的原則，並指出蘇聯不得不考慮其他國家常常表現出來的對俄國的“可笑的成見”。

為了擺脫因此出現的僵局，他們想出了一種折衷辦法：任何需要執行的決議必須由常任理事國全體同意，同時所謂一個國家不應在自己的案件中作為審判官的原則，只適用於初步的調查研究，以及提出和平解決爭端的建議。可是英國代表團拒絕同意這樣的修改，而羅斯福也拿不定主意。美國代表團的一些成員贊成對俄國人讓步，另一些人則希望堅持英國人的原則。結果，決定把問題擱置起來暫不解決。敦巴頓橡樹園建議的原文中僅僅宣稱，安全理事會的投票程式“仍在考慮之中”。

有兩件事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顯然沒有加以考慮。一件是國際法院的性質和管轄權。這留給法律專家以後去討論。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僅僅商定，這個法院應該和設在海牙的國際常設法庭相似或者相同。另一件完全沒有考慮的事是屬地的地位。對這種地區實行國際託管，是赫爾和羅斯福這種人長期以來最喜愛的計劃。可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有他們自己的、和託管原則牴觸的主張。特別是，美國的軍事當局至少想對從日本人手裡奪取來的某些太平洋島嶼享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出席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美國代表團由於受到他們的壓力，很謹慎地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

按理說，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是秘密舉行的，可是實際上美國報紙卻能報道會上所發生的大部分事情。部分原因是由於美國政府竭力要喚起公眾的同情，使他們贊成參加一種新的國際聯盟的計劃。赫爾和羅斯福都覺得必須對公眾進行艱鉅的教育工作，然後美國在新的國際組織中的會員資格才能保證得到有力的支援。為了促進這樣一個過程，他們採取的政策是，儘可能多發表一些關於敦巴頓橡樹園談判進展情況的訊息。

報紙訊息的第二種來源是比較非正式的，但很能代表美國政治制度的特點。赫爾曾經答應把政府關於未來國際組織的想法隨時通知重要的國會議員。儘管競選運動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正進入高潮，國務卿還是把內部情況告訴了共和黨的一些領導人，要求他們支援政府的行動並提供意見。可是在這種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