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還在迅速增加。……這些地區的行政當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來是針對……（1）發展“農民中心”……部分根據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則如同早先的許多羅馬居民點那樣，根據橄欖樹的種植……；（2）為創設其他“農民中心”作好準備，其中有一些是屬於遊牧性質的；（3）改進並增加深井……；（4）發展小型水利工程，這項工作看來平凡但卻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這項工作的推進無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間連續五年旱災的影響，它給整個草原造成了災難和貧困，尤其是由於薩赫勒＇從蘇薩到斯法克斯南面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響，因而使這個地區喪失了僱傭季節工的一切可能。在戰前，突尼期的糧食平均產量達六百萬公擔。在1943…1947年期間約為三百萬公擔，在情況最糟的1945年，產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萬三千公擔，要不是從法國大量進口，苦難還會大得多。

毫無疑問，這種苦難加深了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不管怎樣對馬斯特將軍的改革總是不會滿意的。

被拘禁在法國後來被德國人開釋的新憲政黨領導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於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西亞。由於沒有證據足以證實拉基巴曾與軸心國有牽連，他沒有受到法國“解放”當局的折磨，但仍處於一種軟禁狀態，不準離開突尼西亞市。於是，在阿拉伯聯盟即將成立時，他化裝逃離突尼西亞去開羅。接他衣缽的是他的副手薩利赫·伊本·優素福。優素福表示他的黨不滿於馬斯特將軍的行政改革，因為他所希望的是產生立法議會來控制突尼西亞的內閣。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畢竟是認真看待《大西洋憲章》的，何況最近還看到了法國同意讓他們的敘利亞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們”自治。在突尼西亞市，至少有二萬人於歐洲勝利日跟在憲政黨領導人後面列隊遊行而沒有出什麼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後幾個星期中，由於毗鄰的阿爾及利亞君士坦丁省發生嚴重叛亂的訊息傳來，在這裡引起了一些騷動，有些歐洲移住民還揚言突尼西亞正在醞釀於6月2日起來響應起義。當局採取了戒備措施，“給移住民分發槍枝，出動了一些坦克，從而維持了正常秩序”。總督府發言人宣稱政府打算繼續執行經濟和社會計劃，並准許給予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須受法國總督及其秘書長的控制。他們希望宗主國法國緊密團結，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重振法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威望。

第五節　自由法國與阿爾及利亞

同盟國部隊的到達不久就激發了具有政治覺悟的少數穆斯林的壯志。他們現在的主要發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於1889年，其父因服務有功曾由法國人授給軍官軍銜和榮譽軍團勳章。法哈特在阿爾及爾大學畢業後開設了一家藥鋪，他本人則同當時主張全體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應取得法國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戰爭爆發時，他曾在一個戰鬥部隊自願充當助理藥劑師，但在停戰後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恥辱，因為在業務上同他資格相等的法國人都獲得了軍銜而他卻沒有；他回到家鄉後，維希政府的總督又不把阿爾及利亞金融委員會的席位給他，而（他認為）戰前他曾被選為金融界代表，有資格得到一個席位。於是，在同盟國部隊登陸六星期後，他向美國、英國和法國當局提出了一封“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代表的信”，由於美英兩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內容略加修正後於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爾及利亞政府秘書處。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明白表示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意向是隻有在他們選舉產生的代表舉行會議確定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之後，才參加共同鬥爭。法哈特顯然不僅得到羅伯特·墨菲的鼓勵，而且也得到法國在阿爾及爾的穆斯林事務處處長的鼓勵，於是他在1943年2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選出來的二十二個代表簽名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宣言》。這一宣言詳細控訴了法國過去“使這個國家整個從屬於歐洲”的政策後，要求准予制訂一部阿爾及利亞憲法，以保證：

1。　所有居民不分種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絕對平等；

2。　大規模地進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佔有權，並確認廣大農村無產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權利；

3。　承認阿拉伯語與法語相同，都作為官方語言；

4。　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

5。　男女兒童都享受義務教育；

6。　宗教自由，並對所有宗教實行政教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