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為重建戰後國際貿易制度而令人心煩的、進展緩慢的工作。在這種時候，指望本來是一個物資供應機構的中東補給中心還能作為一個英美合作的單位存在下去，已是毫無希望的了。要一個聯合機構去安排它的成員之間的競爭，這怎麼可能呢。非常時期過去了，適應非常時期的需要而產生的中東補給中心在管制與補給方面的職能以及常駐大臣在軍事…政治方面的職能也隨之消逝，但並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中東補給中心在為中東地區的農業和工業生活方面所開闢的更有建設性的區域性的業務，也必然要成為畫餅。有一點是清楚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些東西強加於人；但是，英國的政策卻趨向於這樣一種設想，即按中東各國政府的意願，為其提供區域性的科學上和經濟上的諮詢業務，並繼續保持和發展由中東補給中心創始的一些合作嘗試。這項政策是要中東事務局來執行的，至於中東事務局成立的經過，這完全是屬於戰後的歷史了。到了1945年晚秋，常駐大臣辦公室撤銷了，中東補給中心也關門了。它在補給方面的職能主要是移交給英國外交使團的商務秘書處，它在諮詢方面的工作則交給了新成立的中東事務局：於是開始了中東的一個新篇章。

關於戰時中東的種種經濟問題，以上的敘述必然是不完善的、簡略的。常駐大臣辦公室、中東補給中心、三軍和中東各國政府處理的問題涉及到整個經濟生活。對於已經揭示的各種主要困難，尤為重要的是，各種可能發生的主要情況，上文所述，或許已經足夠使人略知梗概。對從這方面的經驗中可以汲取的教訓試加評述，也許能有助於提供一個透徹的理解。

在政治上，中東處於一個關鍵的地位。該地區經濟上的不穩定，不僅危及戰時把它作為一個基地來使用的盟國部隊，而且對世界和平也是個持續的威脅。最近二十五年來，這個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已日益變得具有爆炸性。危險在於：人口迅速增長，而耕地面積或其他生產資源卻沒有相應的增加；財富分配嚴重不均；以及行政當局的軟弱無能和貪汙腐化。生產資源的增加主要須靠農業；這意味著要進行一次農業改革，這種農業改革將掃除“封建”的土地佔有制，併為充分開發土地資源謀取新的資金。在埃及，可耕地的範圍雖然受到硬性的限制，但敘利亞卻有大片地區可供更為正規、有效的耕種之用，中東的其他部分也有較小的這一類地區。整個地區的畜牧業可以大大地加以改進，而且，在許多情況下，耕種方法和使用的工具遠遠落後於西方標準。農業發展首先有賴於土地改革；其次，有賴於大大改進耕種者的健康水平和簡單的教育；第三，有賴於推廣科學技術和機械，但至少在頭兩個條件部分實現以前，這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改進糧食供應和衛生事業，至少在短時間內似有可能加速人口的增長，而不是制止人口增長。因此，必須為勞動力在工業方面找到另一條出路，經驗顯示，很有一些具有相當規模的工業是可以發展的，如：糧食加工、榨油後油籽殼的處理、小金屬製品的生產、玻璃和化學工業以及某些公用事業裝置的生產。在這方面，衛生和教育也同樣是先行條件。

這一分析立刻使人想到西方文明在它最卓越的兩個方面——科學技術與有組織的社會服務——可以給中東作出多麼大的貢獻。中東補給中心的工作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事在於：由於戰爭需要，它在中東取得了一個立足點之後，得以使中東於短期內、在相當規模上和整個區域的基礎上得到一批科學家和行政顧問們的效勞。為區域性合作而實際上已舉行的會議和提出的意見，上文提到的，其實還不到一半。1942年和1944年，曾召開過有關分配的管制、運輸的發展、統計的協調、理財的方法以及蝗情的控制等問題的區域性會議，對地質調查、氣象記錄和預測的協作、協同舉行人口普查以及關稅同盟等問題，也都有建議提出過。

然而，顯而易見，這類活動如由大國憑藉其在該地區的政治統治和軍事佔領來組織，不論其好處有多大，都無法保持長久的進展。農業發展會議可以說是中東協作的盛舉，但當人們感到它的決議是出於“外人”的授意時，就不能貫徹執行。中東補給中心在這方面的工作是試驗性的探索。它應該使所有中東政府看到進行富有成果的區域性協作的可能性，而遵循的道路又不致引起困難的政治爭端，或有損於國家的主權。其實，中東的許多問題都是國際性的——特別是尼羅河和幼發拉底…底洛里斯河的水源管理問題。無需緊密的政治聯盟，這些問題也是能夠得到解決的。但是，如果沒有西方在科學上給予可觀的幫助，它們是不能迅速地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