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投資的專案，經過三年到四年的經營（連同產品價格的相應提高），投資就可以回收。在多數情況下，新的工程不是有關開採當地的化學或礦產資源，就是有關廢物利用。鉻鐵礦的開採已在埃及和波斯發展起來，航空測量導致在埃及生產“throna”（天然的、不純的炭酸鈉）。從煉油廠的廢油中提煉硫酸這項重要的廢物回收工業已經開始。硫酸鈉已開始有一些生產，製革、耐火磚的製造以及一般化工工業也都有所發展。在埃及還創辦了一個新廠，生產（穀物貿易用的）麻袋；一個大型的生產硬板紙和包裝紙的工廠，在戰爭爆發時尚未竣工，現已建成投產。

這都是一些小的經營；但是，這段敘述，對中東補給中心工業人員四年工作中在提供意見和補給供應方面所作出的無數細小的貢獻以及在成百項小的技術改進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得不再次從略。今後中東工業的發展不僅將得益於業已實現的廣泛調查，而且也將得益於適度地集中力量去開發真正有經濟價值的當地富源。

雖然，中東補給中心的職責主要是提供控制傳染病所必不可少的藥物和用品，但是，新的醫療方法以及西方對可能根除流傳已久的疾病方面所持的堅定的樂觀看法，對中東的影響是很顯著的。在這項工作中，美國起了卓越的作用。1943年，第一批阿的平（奎寧的主要代用藥品，奎寧被日本控制著）從美國空運到中東。在上埃及，開展一場積極防治瘧疾的運動，得到了中東補給中心的大力支援，根據租借法提供了一百二十噸用來噴射積水的“巴黎綠”原本做顏料用的巴黎綠，是由亞砷酸銅與醋酸銅形成的絡鹽，約在1865年開始用來防治馬鈴薯甲蟲，使用範圍十分廣泛。現今巴黎綠還在一些國家有極少量的使用，用於防治孑孓。。在中東建立了一座六百萬美元的醫藥供應總庫，並且動足腦筋，務使這些藥品到達真正患者的手中而不致流入黑市。戰爭初期發明的抗斑疹傷寒的新藥及時運到中東臨床應用，並再度援用租借法，運進了三百多萬立方厘米的這種藥品，在嚴密控制下發放到受威脅的地區。最後，滴滴涕，也是一種新問世的藥品，開始用於殺蟲和控制瘧疾。

中東人民的健康問題（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僅僅依靠供應幾種新藥、化學制品或疫苗是不能克服的，而改善群眾教育與衛生習慣則是一個長久有效的條件。但是即使這些表明醫學成就的小小樣品，在人們對公共衛生工作採取積極態度的支援下，於許多中東國家也還是不無成效的。

戰爭對中東經濟在財政和價格結構方面的影響是按常見的趨勢發展的。這個地區面臨著商品供應急劇下降和在該地區作戰的盟國軍隊的龐大開支——過多的貨幣爭逐過少的商品。盟國軍事開支，大體上在1939年為六百萬英鎊，1943年突然上升到一億九千五百萬英鎊，1944年稍稍下降，為一億三千萬英鎊，而1945年則陡然縮減。如將這些金額與民用物資年進口量從五百二十五萬噸減到一百五十萬噸對照來看，那麼，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是不難想象的。應付這樣一種局勢的方法，當然是人們相當熟悉的；中東的困難在於應用，直截了當的管制措施有：（1）徵課重稅以吸收購買力；（2）對基本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實行嚴格的定量配給和嚴格的物價管制；（3）凍結工資和薪金；（4）聽任奢侈品價格上漲，要漲多少就漲多少，藉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剩餘購買力；（5）引儘可能發行義務公債。

這些措施大部分需要一大批效率很高並在實施管制方面具有經驗的文官來執行；尤其要有相當有知識且能合作的公眾。在中東，這兩個前提都不具備。除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政府外，沒有一個政府在具體的經濟管制方面有很多經驗。更糟的是，在所有中東國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在伊拉克、波斯和沙烏地阿拉伯，能夠看懂一張定量卡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更談不上理解了。鑑於這些不利因素，中東的經濟竟沒有陷於更加紊亂失調的境地，是難能可貴的。在蘇丹、埃及、巴勒斯坦和塞普勒斯，管制最有成效。而近東國家、伊拉克和波斯的物價上漲就異常嚴重。由於計算方法不同，各國的生活指數難以精確比較。不過，如以1939年為100，1945年1月份的指數——埃及為293，巴勒斯坦為254，近東國家為620，伊拉克為390，波斯為699，蘇丹則為160。

除發行義務公債外，所有管制辦法都在各地試行，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此外，還拋售了一定數量的黃金，作為吸收儲藏起來的貨幣的一種手段。無疑，最有效的管制是對必需品的定量配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