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存款、批發物價指數、黃金價格和盟國的純軍事支出等。在此以前，關於整個中東的這類統計數字是沒有的；所以，在戰爭期間為經濟協作而邁出的一步——在整個地區的基礎上提供經常的和可資比較的統計，這是值得注意的。

國務大臣的第三個職能——協調中東的民用供應——更具有行政管理性質。不消多久就已清楚，有必要在國務大臣的職權範圍內成立一個專門機構，同時也與總司令部有密切聯絡。首先自然是在總司令部內成立一個組織，由總監予以照管。1941年4月，聯合王國商業公司的一位董事亞歷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接管了這個小小的供應處，它在總司令部內佔用了一個房間。這個補給機構的最初形式，幾乎是直接隸屬於總監的，由他擔任其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但是到了1941年11月，R·G·A·傑克遜司令接替亞歷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時，經過調整而成立的新機構一直存在到1944年。在國務大臣的領導下成立了中東補給理事會。英國駐中東各國的使團、中東各國政府、三軍以及聯合王國商業公司都有代表參加這個理事會。理事會本身顯然過於龐大，不能經常開會，因此指派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在半年一次的理事會開會以後的時間裡全權負責工作。為了執行政策，一個重新定名為“中東補給中心”的執行機構建立起來了，由一位直接對國務大臣負責的主任領導，作為總司令部下面的一個獨立部門。

成立民用物資供應機構的第一個迫切任務是，把原定運往希臘共計約有幾十萬噸的貨物改變航向。當這些物資還在海上時，就發生了盟軍撤退到克里特島的情況，因此必須作出緊急的重新部署。與此同時，土耳其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得到五萬噸小麥，渡過饑荒。馬耳他給英國海軍提出了一個幾乎是無法辦到的補給問題，而且，有明顯跡象表明，中東的收成可能遠遠不敷該地區渡過來年冬天之需。因此，必須採取緊急的、大規模的行動。這些問題都不是由倫敦馬上可以處理的。軍事局勢月月變化；對克里特島的補給工作幾乎剛計劃就緒，該島就已陷落；西部沙漠和近東各國（那時還在維希政權控制下）的局勢既未穩定下來，也無好轉希望。從1941年夏季到戰爭結束，整個民用物資的供應問題都是由中東補給中心掌握的，只有對土耳其的補給工作是由設在安卡拉的英美協調委員會掌握，對馬耳他的補給，有一段時期主要由英國海軍透過馬耳他航運委員會處理，但中東補給中心派有代表參加，後來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民用供應的具體機構，不用說，是緩慢地而且是分階段地發展起來的；但是，把它從1942年、1943年一直到1944年一直存在的、已經發展的體制作為一個單獨的整體來敘述，或許是適宜的。

這個機構有雙重目的：　1。　保持對中東國家經濟上必不可少的民用供應，藉以保持一個穩固的基地，同時也符合道義上的義務，以保護中東免受戰爭造成的最嚴重的苦難。　2。

保證這些物資的供給應最低限度地求助於盟國的船運，最低限度地使用大不列顛和美國的人力、物資和廠房面積，最低限度地影響中東的港口和鐵路系統。

因此，很明顯，不論是在中東還是在盟國進行戰爭的兩個平行的中心——倫敦和華盛頓——都需要成立一個專門組織。在中東，它將有兩項主要任務：儘早地預先對最低需要作出估計，向倫敦和華盛頓提供詳細的要貨清單；並幫助當地增加各種型別的生產，藉以減少進口。在倫敦和華盛頓則有必要將這項計劃和其他方面對盟國船舶的需求加以協調；使這項計劃與民用物資的生產計劃和供應不足的物資的定量配給相適應；還要產生一個運輸機構，負責把貨物從工廠完整無缺地裝到自英國和美國港口啟航的護航船隊上，同時要考慮到從印度、澳大利亞、南美洲以及對盟國船隻開放並對供應物資能有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地點的裝貨情況。

在中東，採用了一種周密的進口許可制度作為管制措施。顯然，不可能把盟國航運和物資供應的詳細情況經常通知中東各國政府；當然也沒有理由期望這些政府能自動地將其必須進口的估計數量削減到符合盟國所迫切要求的最低數字。因此作出決定，要求中東每個政府，每隔六個月（後來，每隔一年），對於它們預計需要的物資，從重型機器到剃刀片，提出完整的清單。這些清單交由中東補給中心的工作人員仔細審查，並且，特別是在初期，在儘可能同各國政府協商的情況下，大大地予以削減。然後這份經中東補給中心核准的最後清單轉送到倫敦，成為有關國家憑以發放進口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