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開始同招工送往德國的工作發生了衝突。由於紹克爾作為勞動力分配全權代表，有責任為德國提供工人，可是被佔領國家的工廠卻不歸他管，而歸施佩爾以德國軍備與軍火生產部長的身分主管，因此這場衝突便有了個人的因素。從1942年秋天起，招募工作上的爭執變得日益尖銳。越來越多的勞工被轉到被佔領國家內為德國工作的工廠去，紹克爾對於這種做法給他自己的招募計劃所造成的有害影響發出了怨言。可是，為被佔領國家的工廠招工的工作卻繼續進行。到1943年秋天，“限制性企業”的概念被設想出來了。它的目的是確保那些據認為對軍備和戰時生產必不可少的企業有勞動力供應，並且規定，除非事先徵得施佩爾同意，否則軍備和戰時生產工業的工人不得由紹克爾調走。紹克爾抱怨得更厲害了。在中央計劃委員會1944年3月1日召開的會議上，紹克爾敘述前一年秋天他為招募工作所盡的力時，說：

這個計劃破產了。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人全都認為勞工將不再從這些國家調到德國來，因為現在工作必須在這些國家的境內完成。幾個月來——我有時在一個月內要到這些國家去視察兩次——人家一直說我是一個毫無理性跑遍了這些國家去榨取勞動力的傻瓜。說實話。甚至法國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滿足我的要求，因為就連德國當局也在爭論，紹克爾究竟是不是傻瓜。

在同一篇講話裡，他後來又說：

我要清楚而大膽地宣告：我認為，就法國供應的勞動力而言，濫用受保護的工廠這一概念，包含著對德國勞動力供應的重大危險。如果我們不能作出決定，要我的助手同軍備當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廠去進行蒐羅，那末勞動力的這一來源將來也仍然會遭到限制，不能為德國所利用。假使這樣，元首向我敘述的計劃就很可能會失敗，義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於是這場爭論就呈交希特勒去解決。在1944年3月17日的一份備忘錄中，紹克爾重申了他的不滿，並且聲稱，他的1944年的整個招募計劃由於在被佔領國家內廣泛儲備工人而受到了危害。“為了確保軍備任務和調撥分派到的平民名額而指定一些受保護工廠一事，在西方佔領區內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並採用了這樣的方式，以致要順利而有條不紊地執行招工任務已經不可能了。”作為答覆，施佩爾於4月5日也提出了一份備忘錄，闡明瞭這個問題的相反的一面。他說，被佔領各國的生產，對德國作戰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產生的對後備勞動力的要求，並不過分，而且他認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滿足的。從7月11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施佩爾發表的一項宣告來看，很可能這場爭執的解決是對他有利的。

施佩爾部長說，他對於推動為德國招募更多的勞工的工作和對於維持德國境外的生產這兩方面都得加以關注。到目前為止，德國的戰時生產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佔領區和義大利提供的，單是義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點五。元首新近決定，這項生產必須儘可能長時期地維持下去，儘管已經出現了不少困難，特別是在運輸方面。

此後不久，西方盟國挺進的部隊就使這場爭論失去了意義，因為從那時起，生產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進行生產的地方在一種特定的基礎上進行了。

除了在德國本上僱用的人以外，為德國的作戰從事工作的總人數，至今還沒有人作過全面的估計。在戰爭的全過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動，“不論運往德國的人數多麼大，不是送往德國，而是送往他們本國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佔領區的人數，也許還要大”。

可是，根據法國政府關於德國僱用法國勞工的一份正式報告中所列舉的數字，我們對於德國僱用外國工人在他們本國做工的規模可以稍許得到一個概念。在德國工作的法國工人，包括使用的戰俘在內，相當於法國損失了七十七億四千八百五十六萬八千個工時，德國直接僱用的在法國工作的人，對德國的作戰獻出了五十一億三千六百三十四萬六千個工時，而德國間接僱用的在法國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億一千七百六十四萬個工時。因此，可以說，德國人從那些在法國工作的法國工人那裡得到了一百五十億零五千三百九十八萬九千個工時，而從那些在德國工作的法國人那裡則只得到了七十七億四千八百五十六萬八千個工時。

德國對待外國勞工的態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種優越的學說為其基本原則。這種“主宰民族”的理論由德國駐烏克蘭的專員埃裡希·科赫用下面這句話表達了出來：“我們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須記住，從人種和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