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居民區的配給品可以控制其數目。兩個最大的猶太人區是在羅茲和華沙。羅茲的猶太人區，儘管由於不斷的反抗，傷亡的人很多，而且死亡率也高得驚人，但是由來自其他地方的猶太人補充後，該區卻一直儲存到戰爭結束，從而為重要的紡織工廠提供了工人。華沙的猶太人區在1942年大約有五十萬人，可是到1943年只有五萬人。由於那裡的猶太人已經不再有什麼用處，德國人決定把他們消滅掉。但是猶太人組織了一次垂死的抵抗，從4月到5月激戰了四十二天，打死打傷一千多名德國人，最後該區內的四萬多名猶太居民才被消滅，只有幾百人設法逃脫出去，參加了波蘭的地下組織，繼續進行戰鬥。

如果有些猶太人由於參加了抵抗運動而獲救，其他的人則靠了非猶太朋友的援助，靠了逃出納粹佔領下的歐洲而保全了性命，儘管歐洲的中立地區後來只剩下瑞典、瑞士和伊比利亞半島。即使在德國本土，有些猶太人死裡逃生，也是靠了非猶太朋友的忠誠，這些朋友把他們藏了起來，供給他們口糧，再不然（特別是對有一半猶太血統的人）就幫助他們隱瞞身分。在這類朋友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和教士佔有榮譽的地位。雖然同被消滅的人數相比，由於個人干預而獲救的人數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但是在德國佔領下的歐洲各處，都有個別的猶太人靠了非猶太朋友的幫助而得救，後者往往冒著極大的危險。猶太人被藏在僻靜的深山野林裡，以及城市中擁擠的房屋內。猶太兒童被領進基督教徒的家裡和基督教的機關內——往往在他們得救後又出現了尋找父母的問題。猶太人家屬也在修道院和宗教機關裡避難。從希臘到挪威，從波蘭到法國，這種營救的事例稍稍彌補了一下駭人聽聞的消滅猶太人的記錄。許多營救者富於同情，敢作敢為，因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特別是在巴爾幹各國被佔領之前，有若干猶太人設法往東逃向土耳其，企圖越過博斯普魯斯那道狹隘的海峽。但是土耳其是一個窮國，對於養活自己的人民都覺得困難，因此它當然只能接納那些借道過境的人。英國人則擔心難民大量湧入巴勒斯坦會使他們在巴勒斯坦的關係進一步惡化，而阿拉伯世界又把這條逃難的通道封得很緊，他們對進入巴勒斯坦的人不予簽證。結果，發生了許多慘事，不適於航海的多瑙河拖輪“斯特魯馬”號的沉沒，就是其中最為悲慘的。1942年2月，有近八百名難民搭乘這條船到土耳其去，但是土耳其人不准他們登陸，因為英國人拒絕保證他們肯定可以越過土耳其邊境進入敘利亞。後來，這條船企圖從海上駛往巴勒斯坦，但是沒有成功，結果在土耳其海岸外爆炸沉沒，倖存者只有一個人。雖然如此，英國人在1942年下半年還是開放了邊界，大約有六千名猶太人經由這條路逃出了歐洲。

瑞士當時是一個完全被納粹佔領區包圍起來的國家，本身又面臨著許多困難，但是它還是收留了大約兩萬五千名難民，除了容許他們尋找工作外，還提供了幾百萬瑞士法郎的救濟和援助。到大戰結束時，只有兩千名多一點的猶太難民留在西班牙，一千名猶太難民留在葡萄牙，大部分都是比較富裕的，因此他們並沒有從有關政府方面獲得援助。瑞典在這方面的情況最為突出。瑞典政府和人民都曾不屈不撓地去營救遭到迫害的人。1943年秋天，納粹把丹麥國王軟禁在宮裡，並在丹麥成立他們自己的政府，當時瑞典人卻設法把六千名丹麥猶太人中的五千名用船運過波羅的海，抵達了安全地帶。由於吉斯林在挪威掌權後立即對猶太人實行控制，所以從挪威營救出來的猶太人要少得多。可是即使如此，瑞典人還是成功地幫助半數的挪威猶太人偷越過了國境。同年，他們還向羅馬尼亞政府建議，如果後者同意的話，就派瑞典船隻繞過大西洋和地中海到黑海去撤走四萬名羅馬尼亞猶太人，特別是兒童。但是納粹主子不批准這個建議。結果，在1944年夏天，只有少數（一百六十名）兒童獲得營救，被運送到了巴勒斯坦。

同年，為了營救匈牙利猶太人，曾作過一次規模更大的嘗試。匈牙利攝政霍爾蒂海軍上將向國際紅十字會建議，允許所有的匈牙利猶太人（“外國”猶太人已經被押送到奧斯威辛殺害了）離境，並可以籤準他們去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但是納粹主子又出來干涉，這一次不是拒絕這項建議，而是堅持要以大量的作戰物資作為交換。雖然納粹這項建議的性質是奸詐的，而且明明是敲詐勒索，但是主要透過瑞士人和美國人，談判仍然進行了一段時期。最後，除了釋放一些關在貝爾森集中營的匈牙利猶太人並准許紅十字會將他們送往瑞士外，這次談判並沒有取得什麼直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