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避免出現這種情況。軍團的成員曾宣誓效忠法蘭西共和國元首，他們獲准參加這個著名的部隊時曾經保證要遵守一些條件，因此他們的處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國這一旅人不得不從前線撤回。如果冷眼旁觀，就比較容易看清問題的正反兩面，但是，在一場相當重大的戰役中間，一支重要的部隊突然不知去向，這對負責指揮的將領來說，的確是很窘的。

象這種麻煩事件，以及因為語言不通和習慣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煩事件，很可能助長了在場的自由法國人員和英國人之間的惡感，而同7月14日敘利亞停戰有關的一些在其他情況下無法解釋的事情，多半也是由於這些事件而引起的。然而，說句公道話，不論人們對自由法國這一旅人在這次短暫的戰役的早期行動中的價值有多大的懷疑，勒讓蒂約姆部下的自由法國部隊到戰鬥的後期在大馬士革前線的表現卻是非常出色的。不幸的是，在這一戰役的這個最後階段中，他們發覺必須對人口稠密的居民區進行炮轟，這絲毫無法使當地居民對法國人，不論是對自由法國人還是對其他的法國人感到滿意。

近東停戰協定的條款是有關的將領們擬訂出來的。從它的措辭和後來的解釋看來，如果從頭到尾都同英國政府商量的話，倫敦方面是否就會同意全部條款也是頗為可疑的。維希軍隊享受到給予戰敗者的恩典，凡是不願參加戴高樂部隊者都保證可以遣返法國。這一點也許不會引起非議，但是，在一項附加的議定書中卻有這樣一條規定，不許盟軍的使者與維希軍隊進行任何個人的接觸。既然大部分維希軍官明顯地都寧願遣送回國，而不願參加自由法國運動繼續作戰，既然他們的部隊都奉命不得離開營房，他們計程車兵實際上怎麼能夠投到戴高樂這邊來，這就很難理解了。而且，選出來負責解釋停戰協定的英國…維希委員會在解釋方面是極端偏袒維希法國的，他們顯得故意要對那些不久前同盟軍作戰的官兵表示敬意，而對自由法國那一旅人卻比較冷淡。例如，後者被迫在偏僻的地方住帳篷和借住民房，沒有任何日常生活必需的裝置，而維希部隊則住在裝置良好的舒適的旅館和營房裡。餐廳都保留供維希人員使用，並禁止自由法國人員入內。這些防止兩類法國人接觸的措施最使自由法國人員感到惱怒，而且也不大符合解釋7月24日簽訂的近東停戰協定協議的精神。這份協議中關於准許維希法國的官兵自由選擇是否參加到戴高樂一邊來，訂有明文規定，其中第二條有如下一段：

自由選擇的意義只能是，自由法國當局得向有關人員完整地和自由地說明其觀點，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與維希當局透過其在場的軍官和軍士同他們計程車兵所作說明一樣。

不管這一條原來的用意如何，它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作用。根據維希方面對7月14日的停戰協定所作的解釋，規定的條件繼續生效，結果這一戰役開始時在敘利亞的三萬八千名維希官兵中，有三萬五千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國。這些數字即使僅僅是近似的，也很能說明問題，雖然另一方面必須提到的是在大戰的這一時期，選擇跟維希走的法國人和戴高樂的追隨者之間的對抗顯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對方稱作賣國賊和背信棄義分子。這樣一種態度，要想改變也很難。雙方出自對戰敗的深惡痛絕的那種特殊心理影響而引起的情緒如此強烈，以致甚至法國本土的地下抵抗運動（它已在不斷發展，並且表現得極其英勇和富於自我犧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運動看作是土生土長和獨立自主的運動，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國運動的一部分，雖然它同英國人合作得很熱誠。

近東停戰協定的條款在自由法國人員中引起很大的不滿，這並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樂在知道這個附加議定書以前，已於7月16日從布拉柴維爾發表了一次廣播講話，正式表示對“我們的英國盟友同維希締結的停戰協定”保留批評意見。等到全部條款公佈出來以後，自由法國運動的倫敦總部提出了抗議，戴高樂也從布拉柴維爾火速趕到開羅去會見英國駐中東的國務大臣奧利弗·利特爾頓。

戴高樂當然有話可說，英國政府也準備加以考慮。不幸的是，敘利亞的事態以及他自己在敘利亞的官員發回的報告，說英國人顯然正在盡力侮辱他們的自由法國盟友，使戴高樂過分激動，竟然公開發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宣告。戴高樂在宣告中還宣稱，從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認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國在中東的全部武裝部隊，不再同英國人協商。這將明顯地違背1940年8月7日他同英國政府所達成的基本協議。

有很短一段時期，就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