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支持者，也許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存在和他們繼續對納粹作戰就是對維希的一種含蓄的譴責。戴高樂派不僅被視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而且被視為叛國分子。凡是離開法國或法國屬地以“逃避民族責任”者——換句話說，就是逃避接受停戰協定者——或者凡是從事反對民族復興的宣傳工作者——換句話說，就是反對維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奪法國國籍，他們的財產全部沒收。接下去的一長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樂、德拉米納、勒讓蒂約姆和賈德魯這些軍事領導人。凡是在外國軍隊中服役的人都被宣佈為應受死刑的處罰。實際上，這種宣判只是對那些不在國內、無法將判決予以執行的人。雖然如此，毫無疑問，貝當和他的許多支持者的確對戴高樂和自由法國運動感到深惡痛絕。在貝當看來，戴高樂這個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我懷裡焐活的這條毒蛇”——竟敢出來表示異議，這不僅有傷他的尊嚴，而且是忘恩負義。另一方面，在一般公眾中往往認為，政府反戴高樂派的行動只是欺騙德國人和掩飾維希和自由法國領袖之間的秘密諒解的一種詭計。

最後，維希的憤怒特別集中在一個小集團身上。在停戰協定剛簽訂後，最最強烈的一種情緒就是，要為戰敗找出幾隻替罪羊來。約瑟夫·巴泰勒米寫道，團結並不意味著忘卻和寬赦。迪穆蘭·德拉巴爾代特說，對停戰協定的最初反應是：“我們被出賣了……必須懲辦賣國賊！”於是，1940年7月30日的第5號制憲法令規定在裡翁設立一個最高法庭，對一些前部長和高階官員在1939年9月從和平走向戰爭時期的行為，以及後來使局勢惡化的行為進行審訊。這樣，維希實際上是在倡議以發動戰爭的罪名審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為一種預備性措施，許多被告，其中包括達拉第、勃魯姆、樊尚·奧里奧爾、朱爾·莫克、格倫巴赫、波馬雷、馬克斯·多爾穆瓦、居伊·拉尚布林、雷諾、芒代爾和甘末林將軍，都受到行政拘留。然而，對他們進行審訊所出現的困難比維希起先所認識到的要大得多。貝當任命的一個特別法庭以七票對四票宣佈雷諾和芒代爾有罪，貝當判決將他們拘留在一處嚴加防範的地方。對其他被告的審訊經過一再推遲之後，才於1942年2月在裡翁開庭。

維希甚至不能對那些被它認為是敵人的人進行有效的報復。不過，我們的確只有把問題簡化，才能說維希是一個政治實體，或者說它不是一個利害關係互相發生衝突的集合體。它以它的弱點、浮誇的辭藻和平庸的政績、經常見風轉舵的做法、為官職而進行瘋狂的爭奪，以及令人眼花鐐亂的人事更換，延續並擴大了第三共和國的一切錯誤。直到1941年底，民族革命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話，也許就在紙上。與此同時，貝當朝廷裡的陸海軍將領和高階官員們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內政問題則正從四面八方向他們逼來，要求給予愈來愈多的注意。

在維希盛行的種種幻想中，最大的一種是，認為法國將會安安靜靜、不受干擾地獨自推行它在國內的各項新政策，而讓世界其餘國家繼續去打仗。他們希望變成和平綠洲的這塊地方，結果只是戰場上的一片無人地帶。逃避到中立狀態中去，結果也證明是不可能的。一個象賴伐爾那樣的現實主義者看出了這一點，因此，他公開表示希望德國戰勝英國。對於合作分子來說，反對法國戰敗的政權和反對英國人本來就是一回事。

英國勝利＇菲利普·昂里奧寫道＇將使共濟會各分會得救，猶太人重新掌權，“民主主義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復原來的地位，而“馬西利阿”號這艘被人誤解了的“十字軍”的旗艦就會提升到“勝利”號的級別。

有著一種反英傾向的上層社會是準備對這類宣傳作出贊同的反應的。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向來就不大敵視英國，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態發展也沒有完全改變他們的情緒。維希電臺在賴伐爾的控制下發出的猛烈反英宣傳完全做過了頭，反而助長了親英情緒，尤其是在德佔區。莫拉斯這個年紀雖老卻激烈如故的法蘭西行動黨學說的提倡人，曾經憤怒地抗議過英國的無線電廣播，這就顯示出這種廣播所造成的影響。他說：“我們中了英國電臺的毒”，“英國電臺經由我們的南部，拚命地在廣播。”同時昂里奧早在1940年8月就已經指責說，“現在在城鄉各地開始悄俏流傳著的宣傳，追根究底都是從倫敦來的。”

在維希，象賴伐爾那樣的人一心盼望英國迅速戰敗，想使法國立即加入德國陣營，並且設想法國的未來將成為德國珍愛的一個行政區。另一些人，包括法蘭西行動黨的大多數擁護者，則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