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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守口如瓶的脾氣使他不斷地把他同一個部長推行的政策對另一個部長隱瞞起來，這在他的敵人看來可能象是兩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則稱之為機敏的左右逢源。這是對看來主要不過是守口如瓶的脾氣的過大的曲解。經常和貝當見面的美國大使海軍上將李海認為，他所真正關心的是法國人民的福利和怎樣保護他們。不過這種關注卻採取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難和犧牲這種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強烈的。貝當在他的第一次廣播中說：“為了減輕法國的災難，我把我的生命獻給祖國。”這話是夠誠懇的，不過它已經顯示出在他性格中佔了相當成分的、由民眾的逢迎養成的那種虛榮心：這種虛榮心之所以顯得更為強烈，也許是因為它並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顯示出來的。貝當的另一個弱點，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為危險的一個弱點，就是他的思想不過是任何一個具有他那種教養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則，雖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講話則是他適逢其會地受到其影響的那個集團或個人的政策和講話。我們尤其不應該忘記貝當的年紀。儘管他異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餘，他也沒有體力來有效地控制他的內閣。他所主持的那些會議都大得使他無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來。一個出席議會戰爭委員會作證的人說，只要過了二十分鐘，你就總能“騙過”貝當。他的辦公廳主任寫道，他把時間浪費在細節上，而主要的條款則是在極端混亂中“強加”給他的。

貝當可以為迷失方向的法國人民提供一種團結的錯覺。但是，他不能使維希的政策統一起來。的確，維希那幫人部分就因為無法商定一項政策，才透過一個大家都同意的人來謀求一種代替辦法。在他的名義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國殘骸的工作可以繼續下去。第一步就是廢除議會制政府。接著便是對地方政府開刀。根據一系列法律。有兩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區內的選舉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魯通和布蒂耶負責的這些措施，固然滿足了大官們的官僚主義氣概，但是，卻使維希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

工會很早也遭到大刀闊斧的砍削。法國總工會試圖以放棄階級鬥爭的原則來保全自己。它的書記萊昂·儒奧宣佈辭職，副書記勒內·貝蘭參加了維希政府。儘管如此，法國總工會還是同天主教工會聯合會、法國天主教勞工聯盟以及各僱主公會一起被解散了。接著企圖在工業和各行業中創立總體制度的嘗試應該被判定為一場失敗，就同1940年12月想在總體的基礎上把農業組織起來的卡齊奧法令一樣。總體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嚴格地控制工業，兩者之間無法調和，於是各個總體如果說也發揮了一點作用的話，那也不過是成了官僚政治的一層薄薄的偽裝而已。

然而，當時倒是有要進行社會改革的一種真誠願望，即使它是在一種家長式專制主義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話。它表現在1941年10月的勞動憲章和一系列社會立法中。實行了許諾已久的養老金。青年問題和家庭問題是這場民族革命主要關注的問題。政府為培養青年履行公民義務，發展體育事業，取締酒精中毒，限制離婚，以及鼓勵多子女的家庭，透過了各種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謝瓦利埃當上教育部長後，重新把宗教引進學校的企圖達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稱：“不要上帝的學校今後不會再有了。”反對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驟是，1940年9月廢除了培養教師的師範學校。1940年9月3日廢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學的法律，並在透過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後，於1942年4月8日立法規定恢復主教會議的法人地位與合法權利。但是，反教權主義的情緒在法國仍然一觸即發，在維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權主義分子。1941年初，謝瓦利埃被比較溫和的卡科皮諾所取代，後者不顧教會的抗議，撤銷了謝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較為強烈的批評的突出部分。

由於維希在政策方面並不是清一色地支援教權主義的，所以天主教教會也並不是一致支援維希，更不是一致主張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學院的八十一歲的院長紅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開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會知名領袖。聖母昇天會主編的那份銷路最廣的天主教報紙《十字架報》，只談論宗教問題，儘量避免涉及政治。佔領區的各主教在1941年2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稱：“我們的意圖是堅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