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對待：即宣告非洲是歐洲的延伸部分。這是應該作出的抉擇。

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全盤被接受，賴伐爾於10月28日被任命為外交部長一事標誌著他的政策的明顯勝利。博杜安卸職下來成為部長會議主席的國務秘書。10月30日，元帥在一次廣播中宣稱，同希特勒的會晤是他本人的意願，他已經接受了同德國人真誠合作的原則，並且指望採取一項可以改善戰俘的命運，降低佔領費用的負擔，使兩區的分界線不那麼嚴格，並促進向法國供應糧食的政策。他結束講話時說：“以前，我一直以父親的身分對你們講話——今天，我是以領袖的身分在對你們講話。”

很難講貝當這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有一種突出的本領，能夠同時執行互相矛盾的政策。在蒙都瓦會談的第二天，他寫信給魏剛說，他決心要保衛非洲，決不會同外國人結盟，並且決心不向英國宣戰。有人曾經試圖把蒙都瓦政策解釋為一種促使德國戰敗的巧妙的馬基雅維裡式策略。他們爭辯說，只是透過這種虛偽的合作，才使希特勒沒有用法屬摩洛哥去收買佛朗哥的支援，或是用武力去壓服西班牙的反對來奪取法屬北非。他們最後說，如果在1940年有一支德國軍隊在法屬北非的話。那麼軍事形勢就會完全改觀，英國人就會遭到決定性的失敗。如此說來，事實上倒是維希為英國贏得了這場戰爭。虧得不需要討論這些假設的論點。當時沒有一件證據可以證明那時有哪一個法國政治家的頭腦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盤算。他們竭盡全力把法屬北非保留在自己手中，理由很恰當：它是法蘭西帝國的一部分，他們不願意失掉它，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塊地方對於打贏一場他們深信已經徹底失敗了的戰爭會有什麼價值。甚至在德國對英國的空襲已經減弱以後，維希仍然幾乎沒有人懷疑德國人最終將取得勝利。同德國人合作決不是為了使法國站在英國一邊重新參戰的深謀遠慮的計謀：它是一種承認事實的現實主義態度，它就是它自稱的所謂合作。

賴伐爾在受審時為蒙都瓦政策進行辯護，理由是，合作是停戰協定的條款所規定的，這項新協議只不過是停戰協定的合乎邏輯的繼續而已。的確，博杜安在7月17日的宣告中，曾經期望以一種合作的觀念代替歐洲均勢的老觀念，但是，在博杜安所說的“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合作同賴伐爾所設想的合作之間卻大有差別。認為有可能同納粹進行博杜安所描繪的那種合作，這無疑是一種幻想，但是，蒙都瓦又朝前跨了一大步。無論如何，這一步已經走了，甚至連一向謹慎的《時報》也歡呼勝利者與戰敗者之間的合作是一項新協定的基礎。實際上卻並不是如此。

希特勒並不信任法國人，甚至對執政的賴伐爾也是如此。希特勒在1940年12月5日寫信給墨索里尼說：“我們對維希政府的態度並不是絕對的有把握……。稍微走錯一步，就會引起北非與西非同維希破裂，這將給英國提供一個對我們極其危險的作戰基地。”甚至在賴伐爾倒臺之前，希特勒於1940年12月10日就已頒發了關於部署“阿蒂拉戰役”的秘密指示：“一旦在魏剛將軍目前統治下的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某些地區發生一場叛亂運動，就必須作好準備迅速佔領法國本土迄今尚未加以佔領的地方。”希特勒對魏剛的深刻懷疑，以及對他認為是支援這個北非司令官的維希那一夥人的深刻懷疑，甚至使他認為賴伐爾後來的倒臺也是魏剛的勢力所造成的。

德國人對法國合作的誠意所感到的懷疑必定使他們更加不願意付出任何物質的代價，或是作出任何重大的政策變動，來換取一種價值如此可疑的商品。蒙都瓦政策所遭到的致命打擊實際上是德國人自己在處理阿爾薩斯和洛林問題時發出的。早在1940年8月，就有一項法令把這兩個省置於德國民政當局而不是軍事當局的管轄之下。巴登的行政長官羅怕特·瓦格納成為阿爾薩斯行政首長，而薩爾的行政長官比爾克爾則把管轄權擴大到了洛林。有一股主張消滅阿爾薩斯一切法國影響的痕跡的日益增長的壓力。9月間，規定德語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並下令將所有個人的姓名一律德國化。法國輿論可能已經勉強地接受了阿爾薩斯的喪失，然而，不久就變得很明白，德國人準備不僅要併吞阿爾薩斯，而且還要使洛林也德國化。8月15日在梅斯發生了一場愛國大示威後，便開始驅逐洛林人，這使法國人痛切地認清了德國的居心。納粹分子根本不顧法國人的反應，驅逐行動大約就在蒙都瓦會談時期達到了高潮。德·布里農後來把這一行動稱為“對蒙都瓦的真正的破壞”，賴伐爾和阿貝茨兩人也證實了這種意見，認為這是對他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