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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條主要的理由。一條是經驗。在英國，現代戰爭動員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曾經很費力地逐步發展起來了，這種經驗教訓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中並沒有被忘記。而且，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時，英國已經參戰兩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時間使行政機構適應於戰時的需要。

第二個主要的理由是，英國政府的結構幾百年來已逐漸發展成一種適於進行大戰的形式。而美國政府在這方面則往往受到一部成文憲法條款的妨礙，起草這部憲法時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中葉的情況早已完全不同了。當然，議會的至高無上，內閣制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構成了英國政府的基礎。這裡不打算對戰時政府工作在這個總的體制內的執行作任何闡述。但是拿外交部所處的地位同美國國務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較，也許還是值得的。

幾世紀以來，對於英國政府來說，外交政策一直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在戰時，同和平時期一樣，外交部高階官員和駐外大使的意見都要呈報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為一個重要的和受尊敬的閣員，直接參與抉擇政府的重要決定，並在議會中為這些決策辯護。因此，外交部同權力中心之間的一條清楚而有效的渠道便由內閣和議會制度彷彿是自動地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在活動涉及外交問題的各個機關之間，進行協調政策的工作就比較容易。只要外交部同最終的權力中心有牢固的聯絡，政府其他部門在從事某種行動以前，就不得不先與外交部的代表商議，否則可能會冒遭到駁斥的危險。由此可知，儘管官僚政治在戰時大大發展了，儘管增加了幾個新的部和局，它們的職能又侵犯著外交事務，外交部卻仍然大權在握。

相比之下，美國國務院的地位卻糟透了。儘管憲法賦予國務院形式上的首要地位，但是從傳統上來說，國務院在政府部門中並沒有很高的威信，這主要是因為迄至近時為止，對外政策問題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顯然還是無關緊要的。即使在外交事務變得重要起來的時候，這種缺乏強有力的傳統威信的情況，也很不容易改正。在戰爭年代裡，國務院同權力的機密中心之間缺乏牢固的明確的聯絡渠道，而在羅斯福任總統的時期，這種機密中心就在他的書房裡。重要決定是由總統同一小批變換不定的人商討後作出的，所以國務院高階官員的意見是否獲得認真的聽取，這多少是一個偶然的問題。而且在總統作出決定後，國務院也不一定就會迅速地獲得正式通知。結果，國務院往往發現自己在同其他政府部門進行競爭，每一部門都有一項外交政策逼著總統採納。陸軍部、海軍部和財政部是國務院的特別突出的競爭部門。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外交事務方面的意見所特具的貫串與一致，在美國官員中卻無法建立起來。

英國戰時行政井然有序的第三條主要理由，是因為有文官制度和那種凡受過優良教育和具有高超識見的人出來當政府官員的傳統。由於這個傳統，英國政府機關普遍擁有水平很高的幹練人才，致使那些古老的部易於把它們的辦事方法和組織機構適應於新的情況。戰時成立的幾個新的部，開頭都是設在老的部內的附屬機構。當它們從老的部裡分出去時，許多出於戰略需要而安插在部內的常任文官也跟著進了新的部。因此，官僚政治機構的新老各部之間沒有出現重大的社會或心理隔閡。大批大學和企業界出身的人都湧了進來，使政府所有部門都受到影響。但他們所有人中間有一個由老一輩的文官組成的核心，在組織上和行動上確保了全面的一致。

當然，英國政府內部也有許可權爭執和意見分歧的情況，而且不同部門有時也執行著互相沖突的政策。這一情況的例子，可以在外交部的代表與那些在歐洲特別是在巴爾幹各國負責情報和破壞工作的軍事單位之間經常發生的分歧中見到。但是，這種爭吵和分歧一般說來總是私下解決的，而且解決得相當快。行政上的爭論公開暴露，這種情況始終遠不象在美國那麼常見。在美國，官方的胡言亂語有時竟成為爭奪權力的武器。

關於英國行政機構的這些特性，也應該提一下它們的相反的一面。官僚政冶，就連在最有才智的人的身上也會助長保守主義和缺乏想象力的。不提別的，僅僅是單調的日常例行公事，就有可能使人心智衰退，束縛思想，習慣走老路。如果我們從戰時英國政府的某些行動上，察看一下文職人員和軍事人員中間這種僵硬的判斷方法所造成的影響，這樣也許是正當的吧。最好的例子就是戰爭的前一年和戰爭的第一年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