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待了不下六小時，隨意閒談，並比較嚴肅地談到在挪威北部登陸的可能性。這次歡聚持續到凌晨兩點半鐘。斯大林和丘吉爾彼此之間建立了私人的、合乎人情的接觸，至少暫時是這樣。

到丘吉爾訪問結束時，他感到斯大林“已經完全相信了‘火炬’計劃的巨大好處”。就丘吉爾這方面來說，他也已經被說得相信俄國的軍事形勢與前景“似乎很有希望”。斯大林絕對秘密地告訴了丘吉爾關於俄國人對偉大的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所進行的準備工作。丘吉爾在向戰時內閣和羅斯福彙報時談到，他認為現在俄國人有一對一的機會能頂得住。帝國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將軍則比較懷疑，因為他曾在裡海沿岸低空飛行過，沒有見到俄國人向他保證的可以阻止德軍在高加索山麓前進的那種防禦工事。還要再過三、四個月，英國軍事領袖們對於假如德軍越過高加索山突進到中東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這個問題，才可以不再憂慮。

在這次會晤期間，斯大林心情的古怪的變化，使丘吉爾和哈里曼當時感到迷惑不解。他們對一切經過的記載並沒有消除掉這種迷惑。丘吉爾認為在第二次會晤時，斯大林的態度那樣敵對，那樣堅持必須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他的行為可能是由於受了部長會議意見的影響。但是這種說法是把英國內閣具有的權力硬加給俄國的部長會議——一種最不可能的事。看來很可能斯大林是在考驗丘吉爾的個性——考驗他經受攻擊的能力。當丘吉爾寸步不讓，有力地回擊斯大林的誣衊和譴責時，據說斯大林仰首大笑，不等譯員來得及插嘴，就說道：“我雖然不懂你的話，卻喜愛你的精神。”

顯然，丘吉爾給斯大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斯大林之所以更加尊重和“瞭解”丘吉爾，也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觀點如此截然相反，而他們又是同樣不屈不撓地捍衛各自的民族利益。丘吉爾畢竟相當符合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一個資本主義政治家應有的形象，而羅斯福的理想主義和輕鬆的樂觀主義反而使斯大林迷惑不解，並且與斯大林的想法完全不同。總統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者的模型，很難說斯大林在與羅斯福總統打交道時，曾否有過安全之感，或者他對羅斯福的瞭解是否能超過羅斯福對他的瞭解。無論如何，總統同這位俄國獨裁者從未象丘吉爾在這次訪問中那樣一見如故。丘吉爾在以後同斯大林的幾次會晤中，也沒有再達到這樣親密的程度。

正當倫敦和莫斯科進行這些會談，美、英、俄三國政府就如何對德作戰在戰略上達成更加堅定的協議之際，美國要把一批飛機轉移到中東的訊息傳到蔣介石的耳中而在中國引起的那場危機，整個夏天都在醞釀著，不過一直沒有達到冒頭的地步。羅斯福派了他的一個特別行政助理勞克林·柯里到中國去進行解釋。柯里未能消除史迪威將軍同蔣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國繼續在戰爭中堅持下去。很多人估計的1942年下半年日本要對中國發動的攻勢並未實現，史迪威將軍想收復緬甸的計劃結果也同樣不可能實現。1942年9月27日，美國人答覆了蔣在7月間提出的三點要求。他們答應提供二百六十五架戰鬥機，而不是蔣所要求的五百架，並表示可以提供一百架運輸機，飛越駝峰運送物資。但是將不派遣地面部隊。蔣不得不滿足於這種減半的供應。中國的戰爭仍然是次要的事，英美同中國政府的合作仍然是靠不住的和不穩定的。

夏天，利比亞戰役進行著的時候，英國有兩師人正在海上向東駛往未決定的目的地：印度、澳大利亞或者中東都可能。奧金萊克的挫敗，使英國政府決定命令運兵船轉向蘇伊士。因此，在託卜魯克遭受損失後，英國的實力幾星期就恢復了。在以後的四個月中，坦克和飛機重新得到了補充。同樣重要的是，馬耳他的力量也獲得了增強，成了隆美爾的心腹之患。在此後幾個月中，飛機和潛艇從馬耳他出擊，打沉了隆美爾在地中海的一大部分供應船隻。在新任命的司令官亞歷山大和蒙哥馬利的指揮下，一場決定性進攻的準備工作正在順利進行。除了自由法國和希臘的軍隊外，這一場沙漠戰幾乎全是英聯邦在顯身手。聯合王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的部隊都參加了戰鬥。美國的唯一貢獻（除了供應物資和寶貴的謝爾曼坦克外）是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的部分部隊提供的空中支援。

相反地，“火炬”計劃卻需要一切從頭做起。首先，必須成立一個英美聯合參謀部，英美軍隊聯合作戰以及兩國陸海空軍聯合作戰中迄今尚未詳加探討的種種困難，都必須解決。7月底作出了從事“火炬”行動的決定，但天氣惡劣的季節即將到來，其間只有很短的時間可以利用，惡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