役在1941年和1942年那樣。

的確，人們可以說，蘇聯政權摧毀了戰爭與和平的傳統區別。根據正統的學說，除了會產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國內的階級鬥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階級鬥爭成為正常關係。按照這種見解看來，公開的“合法”戰爭僅僅是長期敵對的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政治變成了僅僅是國內或國與國之間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戰爭並不被看作是使用強制手段的政治的一種暫時的、非常的擴張。

在實際戰爭中，俄國人的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們樂於鎮靜自若地忍受巨大的損失。“當我們來到一片地雷區時，”朱可夫元帥於1945年對艾森豪威爾將軍說：“我們的步兵展開進攻，就彷彿那裡不是地雷區一樣。我們認為，我們從地雷蒙受的損失只等於我們從機槍和火炮所會蒙受的損失，如果德國人選擇用大量軍隊而不用地雷區防衛那個地區的話。”由於幾乎所有的蘇聯公民都過著艱苦和困難的生活，蘇聯軍隊的吃苦耐勞、不顧死活和殘忍兇猛是俄國將領們採用的政策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在戰爭年代裡，俄國人作戰方面的特點並沒有促使盟國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俄國領導人們不能很容易地就理解英美將領們遇到損失時的那種神經質。這在關於第二戰場問題的辯論中變得特別突出。英國對一次登陸可能蒙受的可怕的生命損失所表示的反對，在俄國人聽來是虛偽的。英國的這種態度引得俄國人把它解釋為根本不願意站在蘇聯方面作戰的一種薄薄的偽裝，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又無限地加強了俄國人的這種思想，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條，英國人和美國人是應該採取這樣的態度，讓德國同俄國去搏鬥，一面保全他們自己的實力。

當我們考慮到俄國社會和政府同英國和美國的社會和政府基本上多麼不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同西方合作多麼有害，以及俄國的國家利益同它的盟國的國家利益分歧多麼大——當我們考慮到所有這一切，那麼奇怪的不是合作不久便失敗了，而是合作竟然有可能變得象在戰爭後期的年代裡那樣有效。雙方的剋制和妥協——不僅在羅斯福和丘吉爾方面，而且也在斯大林方面——使所取得的成就成為可能，但是大聯盟的主要建築師並不是盟國的任何領袖而是希特勒本人，當他那隻支撐的手移開以後，這個聯盟不久就垮掉了。

但是不管希特勒在促成這個最終給他帶來滅亡的聯盟方而扮演了個多麼重要的角色，不少事情還是取決於盟國對他的挑戰作出了什麼樣的反應。下文將試圖追述一下美國、英國和俄國作出的反應的歷史。

第二章　退卻並適應全球性戰爭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丘吉爾不要花多少時間就可以作出決定，日本在太平洋發動的進攻所造成的新形勢需要由他本人和羅斯福舉行一次最高階會議。如何對付日本的突然襲擊這個緊急的軍事問題，僅僅是“協約國”面臨的問題的一部分。在丘吉爾看來，最為重要的是如何組織、如何分配、如何增加盟國支配下的軍事力量以確保贏得勝利的這些較為長遠的問題。因此，在他給羅斯福的那份建議召開一次會議的電報中，他提到需要磋商的問題是。檢討一下“整個作戰計劃”和“生產與分配問題”等。羅斯福對此起先並不很熱心，而對丘吉爾個人的安全則表示關切。但丘吉爾卻撇開了這一層顧慮。這次會議終於在12月11日商定了，十一天以後丘吉爾以貴賓的身份第一次出現在白宮裡。

外交禮儀大半都取消了。事實上，丘吉爾住在白宮裡，使兩國政府首腦間的政治和軍事關係中有了一種賓主之間的個人私交關係。這既象徵著英…美關係的獨特性又大大地簡化了辦事的程式。就餐時的非正式接觸，甚至象傳聞很廣的一次在浴室的非正式接觸那樣。增加了外交家稱之為“交換意見”的機會。1941年8月大西洋會議以後建立起來的初交，到1942年1月阿卡迪亞會議閉幕時改成為“一種接近友誼”的感情了。

丘吉爾並不是隻身去出席阿卡迪亞會議的。陪同首相前往華盛頓的有英國的三軍參謀長，供應大臣比弗布魯克勳爵，以及許多助手、秘書和屬員。這些人很快地就和美國方面對等的人員共同舉行了會議，所以阿卡迪亞會議成了英美高階戰略家親密無間地交換意見的一個時機。雖然沒有給會議規定嚴格的程式，但是透過白宮裡那幾天的忙亂，很明顯地定下了往後的會議必須遵循的格式。

軍事問題是這次會議所討論的最為正式的事項。兩國政府內部對於軍事許可權和職責早有明文規定，這就使會議的程式能有條不紊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