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相當小的獨立的軍，就意味著要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行動是困難的。鄰近的各司令員之間個人的競爭以及透過莫斯科進行聯絡的不便，妨礙了軍事效率。因此，快到1942年年底，這個制度又作了更改。較大的軍區重行建立起來——即所謂“戰線”。斯大林依靠他親自同將領們的日常接觸而使他們安守本分。

這樣發展起來的制度，在隨後的戰爭年代裡一直效果很好。斯大林同各戰地主要司令員之間幾乎每天都透過電話進行聯絡，這使他們覺得斯大林的確是他們中的一員，是釋出命令並給予幫助的最高權威。只要斯大林本人積極行使司令權，他就不會輕易地成為軍事政變的目標，因為軍方同最高民政當局之間不可能發展起一種心理上分離與對抗的意識。斯大林於1943年3月接受蘇聯元帥的軍銜，象徵了並且幫助鞏固了他異常急切地想保持的軍方與民政領導之間心理上的這種團結一致。

斯大林作為紅軍總司令的任務，只是他戰時職務的一部分。在戰爭爆發前幾星期，他就任了人民委員會議主席的職位，即蘇聯政府總理的職位。另外。他又是布林什維克黨的總書記。因此，所有的權力這時候終於公開地完全集中到了他的手裡，政府、軍隊和黨都直接隸屬於他。斯大林的權力在三十年代中是半遮半掩的，現在透過職務關係已公開獲得承認並受到了尊重。

蘇聯的出版物、示威行動、公開演講、無線電廣播等給予斯大林的奉承——幾乎可以說是崇拜——在他的權力中是另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奉承很奇怪地跟斯大林的缺乏戲劇性作風或口才是一致的。他這種型別並不是西方的那種煽動群眾的人，而是農民所想象的高不可攀的父親般的沙皇。斯大林神話同沙皇神話之間相似的地方，部分是由於有意識的目的而造成的，但是這種崇拜表面上的成功和令人作嘔的過度，只是由於俄國人民特別易於接受才出現的。

斯大林的個性是西方人士感到很難理解的。他有時溫和、斯文，有時又故意粗魯，而且經常十分多疑。也許，他也真正感到迷惑，這些西方人士的舉止為什麼不象資本主義政權的代表應有的那樣——斯大林神話面對著斯大林這個真人，使西方人士感到很不容易應付。他個人的能力和勤勞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內心深處想些什麼，他真正感到的和想到的又是什麼，卻始終只能加以猜測。作為一個迷一般的民族的迷一般的領導人，斯大林很恰當地象徵著俄國和西方戰時合作下面的那種含糊不清的情況。

俄國官僚政治（或者說是各個官僚政治，因為黨、政府和軍隊在自己的權力範圍內各自構成一類官僚政治）的傳統，在一種意義上抬高了斯大林的權力，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又限制了它。各類官僚政治中，每一類都獨具一種嚴格的獨裁主義：命令就是命令，對不服從命令的懲罰可能是很嚴厲的。一道連續不斷的控制權從最低階的公務員直達俄國政府、黨和軍隊的最高一級：這就給了斯大林如此巨大的權力。

但是正象斯大林依賴他個人周圍的顧問和同僚們幫助他作出決定並提供便於他作出決定的情報那樣，這個蘇聯獨裁者也是在他指揮下行使權力的行政機構的俘虜。這些機構是不靈活的、血腥的、犧牲人民的設施，對地方情況不能很好地適應。俄國行政機構的這種笨拙不便是由於它的內部結構和傳統所造成的。當辦事沒有成效或沒有顯示出熱情就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流放或監禁時，各級屬員便不得不盡力勝過他們的上級，過火地去完成派給他們的任務，不顧別人的反對，瘋狂地盡力使他們的頂頭上司獲得良好的印象。但是下屬的這種服從必然往往不能體現出最高領導人原來的意圖。完全喪失了個人主動性的人們，不能夠使自己的行動適應於當地的情況，或預先沒有見到的新情況，直到由於愚蠢的、瘋狂的努力去完成無法施行的命令而造成了也許是嚴重的損失為止。我們的確有理由可以假定，斯大林並沒有經常預見到，也不是經常贊同他的工作人員在國內外的某些行為，但是除非在很嚴重的情況下，他幾乎無法公開否認他們的行為，他也不能防止偶然造成嚴重損失的那種過火地去完成任務的舉動再次出現。

害怕和拍馬無疑是強有力的動機，但是它們在行政工作上並不有助於增加智慧和靈活性。特別是，下屬很可能把沒能完成任務的情況故意隱瞞起來不讓上司知道。這樣使會使上司對事實真相有所誤解。視察人員和新聞工作者對這種行為起制止作用，但他們也可能受到腐蝕，需要有視察人員的視察人員，這樣漫無止境地延伸下去。

這些弊病是任何官僚政治組織或多或少必然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