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臣阿爾辛·安德森商討軍事措施，並使他與四個主要政黨的代表保持接觸。然而，戰後的調查證明，這位大臣並不總是把三軍參謀長向他提出的增加國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該委員會，這些要求於1939年4月開始提出，隨著丹麥處境的日益危險而越發迫切。這些要求從來沒有得到過同意，可是陸軍部於1939年9月6日釋出的命令也沒有被撤銷。這道命令說，“一旦丹麥領土遭到直接進攻，而進攻的敵意是明顯無疑的，那就必須以一切可資利用的手段來進行抵抗，而無需再下達任何命令，但一面應適當注意當時的情況。”

9月4日，丹麥初次嚐到近處發生戰事的滋味。一架英國飛機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彈。9月底，“文迪阿”號被德國擊沉。這兩件事都沒有怎樣使人擔憂，10月3日，首相要全國放心，說“沒有發愁的理由。丹麥的中立得到了承認，我們同所有強國都友好相處。”不過，他也承認，將要日益感到戰爭的影響。尤其是供應的情況，除非保證經常有物資運到，否則只能維持一段有限的時間。因此，不僅從戰略和軍事觀點，而且從供應觀點來看，丹麥也是軟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會晤，重申斯堪的納維亞的中立，並強調他們有權保持傳統的貿易關係，包括同各交戰國的貿易關係，以確保供應。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戰國的這些關係繼續保持得相當令人滿意。固然，英國的煤停止進口了，不得不進口劣質的德國煤來代替，而丹麥向英國的出口，由於德國的威脅，也在10月間全部停頓了。不過，到10月底，這些出口又有所恢復，雖然能夠看到，某些出口已經轉向了德國。丹麥從英國的進口也有下降的趨勢，部分是由於德國的壓力，而大半則由於海上的戰鬥所造成的。事實上，丹麥在1939年秋季已與德國達成諒解，認為向英國正常的農產品出口應當繼續下去，以保證丹麥可從英國進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麥政府對於上述所有這些事情僅限於官樣文章地提提抗議，每當丹麥有船在交戰國的戰鬥中遭到損失，不論是德國還是西方國家造成的，丹麥在提出抗議時總是唯恐對待兩者的態度有所軒輊。丹麥甚至參加奧斯陸公約國家、義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議英國的一項決定：沒收一切從德國運出的貨物，而不問載貨船隻的國別。丹麥竭力撫慰德國而不去刺激德國，妄想盟國會體諒它的困難處境和全然無依無靠的情況。

1939年10月，丹麥不得不表明它對俄芬衝突的態度。雖然它和芬蘭沒有共同的邊界，因而它對芬蘭的命運關心的程度不能與挪威和瑞典相提並論，可是它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共同關注著這場衝突。丹麥參加了透過外交途徑來幫助芬蘭的努力，但也參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爾摩會議，在這次會上芬蘭總統被告知，萬一他的國家遭到俄國進攻，則不能指望從其斯堪的納維亞鄰國得到軍事援助。當瑞典和挪威的志願兵開始參加芬蘭軍隊時，丹麥的青年也參加了，雖然數目較少。還有相當數量的丹麥青年志願到芬蘭工作，以把芬蘭青年替換下來去參軍。

1939年餘下的一段時間內，德國繼續對丹麥進行威脅，直至那年年底丹麥對德國的要求已順從到這樣地步，使德國無需預計會遇到任何認真的抵抗。1940年元旦，丹麥首相在一篇廣播演說中具體表明瞭他的政府的失敗主義態度，這篇演說後來以“Hvadkan　det

nyde”（有何用處？）而著稱。可是，它在全國造成了混亂，並且招致議會在幾個星期以後進行了一些反擊。它也使丹麥人更感到“通敵的意識”，雖然，可嘆的是，這隻有對共產黨人來說是如此。人們對共產黨人由於俄德同盟而親德的態度備感憤慨，以致解除了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職務。對於丹麥納粹黨員和其他地下納粹組織的活動（主要是在日德蘭南部），沒有采取措施加以禁止，而議會中的納粹黨議員如弗裡茨·克盧森和丹麥的德意志少數民族代表延斯·莫勒博士這類人，則公開地進行親德活動。

1940年1月19日，丹麥議會一致透過一項決議，這是斯陶寧的元旦廣播的結果。決議說：“如果我們受到攻擊，不管攻擊我們的是誰，我們都要使用手中的防禦手段。”可是，後來並沒有採取行動來執行這項決議，也沒有作過進一步的防禦準備。

德國可能對丹麥採取行動，最早得到訊息的是丹麥海軍司令部。1月8日，丹麥駐柏林海軍武官寇爾森上校向國內告急，說德國“將向丹麥施加壓力”，迫使丹麥允許德國在北日德蘭修建空軍基地。但丹麥海軍部並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