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排。蘇聯政府預料有一場曠日持久、日益擴大的戰爭，正在加緊推行原定的各項計劃——用丘吉爾的話來說——“以堵塞自西方進入蘇聯的條條道路”。在克里姆林宮內，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長討論土耳其中立問題。針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外交攻勢正在順利展開。接下來，就輪到芬蘭了。蘇聯在芬蘭的目標，系出於防務考慮，首先在於把芬蘭灣和拉多加湖之間的卡累利阿地峽上的邊界向西北推進大約三十到四十英里，並拆除“曼納海姆防線”的工事。採取這樣的措施，就能使列寧格勒處於蘇芬邊境芬蘭方面遠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當時的邊界離列寧格勒毗鄰邊境的郊區僅約二十英里。其次，蘇聯政府打算在芬蘭灣入口的北側（芬蘭一側）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並要芬蘭割讓通向列寧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島嶼。這樣——加上蘇聯政府由於同愛沙尼亞訂立互助條約而取得的芬蘭灣南側的海軍基地——將使蘇聯完全控制芬蘭灣，從而大大加強列寧格勒的防務。再則，蘇聯政府希望能將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島割讓給它。最後，它想要芬蘭加緊負起既有的對蘇聯承擔的條約義務，以防止芬蘭捲入任何敵對的聯盟。

當然，蘇聯領導人害怕的倒不是芬蘭的進攻。他們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親眼看到波羅的海對於保衛俄國抵抗德國的重要性。戰後，在1918年，德國軍隊曾在漢科登陸，去幫助曼納海姆的軍隊對付芬蘭和俄國的赤衛隊；在1919年，英國指揮的聯軍也曾佔領過俄國北方唯一的不凍港摩爾曼斯克以及從該地通往列寧格勒的鐵路線。《泰晤士報》當時（1919年4月17日）寫道：“芬蘭是開啟彼得格勒的鑰匙，而彼得格勒又是開啟莫斯科的鑰匙。”這些後已經深深地印入了蘇聯人的腦際。往後，在1925年，締結“波羅的海洛迦諾公約”的計劃以及締結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軍事同盟的計劃曾使莫斯科惶惶不安。再近一些，當希特勒德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達到高潮時，傳說芬德之間已就德國可能進攻俄國一事達成諒解的謠言，再次引起俄國的猜疑，後來只是由於芬蘭外交部長霍耳斯提訪問莫斯科，才使這種猜疑減少了一些。儘管芬蘭已拒絕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它也堅決拒絕了蘇聯要它保證在自己的領土上反擊敵人進攻的建議——也許再加上英國對芬蘭拒絕此建議而作出的某些反應——在1939年夏天使蘇聯更加憂心忡忡。過去產生的恐懼，助長了現在的憂慮。10月7日，芬蘭內閣決定委派尤霍·庫斯蒂·巴錫基維為首席談判代表，他以前擔任過保守黨政府的首相，精通俄語，並十分了解俄國人。赫爾辛基政府實際上知道，蘇聯的要求必定會影響芬蘭國家安全的基本形勢，在接受邀請時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堅定不移、毫不讓步的氣概。另一方面，莫斯科明顯地表現得盛氣凌人，急於求成，對芬蘭外交部長沒有親自去克里姆林宮也表示不滿。芬蘭政府好象為了強調自己的決心，加緊進行動員和加強其他防務措施，包括在主要城市赫爾辛基、維堡、圖爾庫、泰姆佩雷以及邊境地區實行疏散。

芬蘭領導人能夠估計出蘇聯所提要求的大概範圍。因為，不久前芬蘭政府和蘇聯的一些密使之間曾多次舉行秘密談判：首先是和蘇聯駐赫爾辛基公使館秘書鮑里斯·亞爾採夫，然後又和當時蘇聯駐羅馬的大使鮑里斯·斯泰恩，此外，還在莫斯科和李維諾夫（當時的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及對外貿易人民委員米高揚舉行了會談。在這些商談過程中，蘇聯政府直截了當地提到德國侵略的危險，要求分擔芬蘭防務的權利，特別是在阿蘭群島、霍格蘭以及芬蘭灣內其他島嶼。這些要求遭到了拒絕。

跟以往一樣，此刻芬蘭內閣下定決心，在考慮蘇聯的安全時，既不能絲毫有損芬蘭的國防，也不能危害芬蘭絕對中立的政策。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就意味著——正如德國公使向柏林報告所說——如果蘇聯再不限制它對芬蘭灣內島嶼的要求，芬蘭將進行武力抵抗。

在當時，究竟是哪一些考慮影響了芬蘭領導人對芬蘭國際形勢的估計呢？從1932年起，他們就和蘇聯訂有互不侵犯條約；以後，又延長了這個條約的期限；不久以前，他們還同克里姆林宮舉行了談判；他們瞭解蘇聯的要求大體上是怎麼一回事。蘇德條約的簽訂，德國和西方各國之間的戰爭，同俄國西部邊界接壤的諸國的崩潰，這一切，使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德國駐赫爾辛基公使在9月27日的報告中談到：“芬蘭人顯然感到緊張不安。一反他們沉著鎮靜的常態。”“這種緊張不安甚至擴充套件到軍事指揮部，陸軍元帥曼納海姆就是其代表人物。”不過，當紅軍還在向波蘭進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