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使充分就業的條件下實際國民產值得到相應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來應該防備額外購買力浪潮的堤壩，以及各項精心籌劃的控制辦法，似乎完全失效。因為“訂貨的各方迫使製造商囤積原料和勞力”，而這樣反過來造成“物價和工資的過分上漲”。過去十個月奉行的政策所遺留下的影響仍可補救，只要透過稅收和“不影響長期投資市場的貸款”能彌補政府支出，只要各種控制辦法“變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職；但是——因為他的建議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職務的馮克得以在1939年8月25日寫信給希特勒說：“我已擬訂了具體建議，堅決削減非急需消費和任何與戰爭無關的政府支出，透過這樣辦法我們將能處於滿足各項對財政經濟的需求而不受嚴重震動的地位。”

在充分就業的條件下，連續推行靠多發貨幣資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後果是國內的緊張和疲敝；這無疑地造成了浪費和資源的無效使用。但是這種浪費屬於一種不同的性質，較之與失業和真正資源閒置相連的浪費，其嚴重性要小些。因此，極權國家的相對工業力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長是必然的，因為它們達到和保持了充分就業，而在民主國家中從來沒有達到過充分就業，並且肯定地未能擋開1938年的又一次不景氣。不過，發展軍備成為極權國家經濟政策的支柱這件事，對於這些國家經濟的性質和結構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規模備戰離不開擴大武裝力量和計劃進行一次征服戰爭的準備。同時，也引起其他國家的重整軍備競賽。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從充分就業逐步轉向取得重新武裝的最大效果。

各強國在國內執行的經濟政策的性質和方法對於它們同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民主國家中，進口貨物隨著工業生產的波動而波動。極權主義國家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只有日本是例外。從1929年到1937年蘇聯的進口額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國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義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卻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業化的比率和戰備的比率如此之高，國內可開發的資源比之蘇聯和德國又要少，因而自給自足規則的規模受到限制。

在德國，隨著國內原料和代用品生產的增長，進口額減少了。毫無疑問，這意味著象蘇聯那樣減少對外國經濟的依賴。從軍事強國的觀點看，這是最為可取的，而德國人認為，即使從經濟觀點來說在一定限度內也是有利的。他們承認國內礦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膠（丁鈉）比進口的原料昂貴。不過，他們爭辯說，天然橡膠的成本為四英鎊，而在國內生產合成橡膠的成本為十英鎊，如果不能增加出口來獲得購買進口的天然橡膠的四英鎊，這對德國意味著什麼？這老一套的論點一有機會就向德國人硬灌。對於他們來說，所謂的三十年代的和平的基礎就是關閉邊界。他們斷言，美國關稅、英國關稅（加上英聯邦範圍內的優惠安排）和法國對進口的數量限制，都使得德國不可能獲得購買外國貨物的支付手段。有鑑於國外需求的伸縮性——如外國人所說的那樣——透過出口貨物減價（貶值）的辦法，出口額可以有相當大的增長這一點真的可以肯定嗎？如果真的貶值百分之十，出口額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這裡引用凱恩斯關於二十年代賠償轉讓問題的著名例子——那麼，整個國家的邊際生產率每增加二十個出口實際單位就意味著最後只能增加八個進口實際單位（即1。2×0。9＝1。08）。根據上述假設，停止進口某些商品肯定對整個經濟有利，如果這些商品在國內生產的實際成本比兩倍半後的世界市場價格要低的話。因此，從純經濟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著失業問題——把實際資源向國內自給性專案投資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資，並把馬克的外匯比價保持在蕭條前的水平上，是有利於德國的。不過，當德國接近實現充分就業，而軍事和政治目的愈來愈刺激它堅持高度的自給自足性的時候，經濟論點就不再重要了。1937年7月，戈林在對柏林國際商會發表講話時，強調指出，如果長期依賴外國的或多或少的善意來生活，這對於一個自覺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

在三十年代，德國與義大利或蘇聯一樣，都盡一切可能使這種依賴程度變得比較“可以容忍”一些。即使如此，1937年德國對外依賴的程度（按進口商品價值計算作為國民收入的百分比表示），以及它在世界貿易中的分量和意義（按上述進口貨物價值計算作為世界進口貨物的百分比表示），與其他大國相比仍是高的：

表VIII　1937年各大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依賴性和重要性……日本英國義大利法國德國美國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