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美國國內政治對國際領域產生的另一點影響，是人們預期羅斯福政府將於1940年任期屆滿，下屆政府——不論是微弱多數的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會把它的對外政策引注一個新的航向。

如果我們看不到美國人作過的其他考慮所產生的影響，那末，如前所述，美國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裡對外交事務所抱的態度似乎是自私的、膚淺的，甚至是輕率的。而那些其他考慮，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比起我們業已論述的，在道義上卻是比較令人欽佩的，儘管在政治上不是那麼現實。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一樣，能把現實的利己主義同真誠的理想主義結成一種混雜的動機，這在迷惑不解的外國觀察家看來，如果確實不是偽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種種激勵著孤立主義運動的現實主義者一翼的動機——旨在“不抱偏見”——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開才能體現為行動，那是不會取得其確已取得的進展的。一種真正理想主義的輿論氣候給它們提供了不公開宣佈的機會。一般說來，那是由和平主義運動製造的，其中不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這一派人數雖少，其影響在比例上卻很大），而且，總的說來，還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會勢力。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極端保守的天主教會的和平主義分子，他們在1939…1941年間顯得特別積極。

一種具有政治家風度的行動在美國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進行著，以便取得有關國際事務的更多訊息，並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國友好相處，後來又重整軍備，這就表明了一種潛在的嚴肅認真的意志。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內，還沒有一個國家採取那麼大量的堅持不懈的措施，來促使自己對本國邊界以外的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取得並保持密切和準確的瞭解。美國人民那時正在埋頭於國際事務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學的各個系和各個專門研究機構，以及為民眾提供在家討論和聽取訊息的遍佈於各地的組織，而且還（在1929年經濟開始衰退以前）透過大規模的出國旅遊，以及並非不重要的是，在國外關鍵地點派駐報紙和電臺記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眾者。這些記者在國內公眾中擁有廣泛的熱心的讀者和聽眾。

這雖不是有計劃的，卻是為將來可能是在全球範圍內的行動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備，而且在美國對領土較狹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國的政策上同時也採取了重要的新方針。

凡是對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任何侵犯，美國將予以抵抗，這是美國門羅主義向歐洲各大國發出的警告。門羅主義是美國為其自身利益而採取的單方面行動，事先並沒有同受惠國協商；這不是西半球各獨立國家之間所作的集體安排，既非為了它們要對付歐洲大國而謀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為了它們之間的各自安全。門羅主義於1823年12月2日在華盛頓宣佈的時候，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為了有爭議的領土而發生的衝突方興未艾，而且從門羅主義宣佈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間，這種斷斷續續的衝突時有發生。最近一次，卻並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鬥爭，是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為佔有大查科而進行的1932…1935年戰爭，說得更確切一些，門羅主義並不保證拉美各共和國免受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薩斯州的脫離主義者的美國移民發生了第一次武裝衝突，這離門羅主義的宣佈還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國終於在1846年交戰，結果是美國征服併兼並了一塊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領土。拉丁美洲國家自它們獨立以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任何時候都還沒有在它們自己之間有這麼一塊領土易手。門羅主義實際上確實為美國干涉開了方便之門，因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國家看來，此種干涉無異於侵略。在美國，可能有人會說——在某些場合確實是這麼說的——除非華盛頓政府斷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國際警察身分，為維持並恢復秩序而負起干涉拉美國家事務的責任，否則它就不能理直氣壯地要求各大國不得因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國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為犧牲品的征服階段於1846年告終之後，接著就進入了干涉階段。其間時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還有不少地峽和島嶼共和國。自1893年至1927年美國對拉丁美洲鄰國普遍採取的政策，被美國的評論界輕蔑地說成是“金元外交”，這也並不奇怪，因為由於美國公民的私人利益面對加勒比海國家進行政治和軍事幹涉的事件要比為了歐洲各國臣民的利益進行干涉的情況多得多。

美國的拉美政策的新轉變始於1927年，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