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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新方針改組軍隊也受到經濟危機的阻撓，當希特勒在德國執政的頭幾年中，歷屆法國政府一直設法用通貨緊縮和精簡節約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危機。需要改革軍備的軍事理論是不容易被正在設法削減開支以平衡預算的政府所接受的。因此在法國政府於1934年4月17日宣告停止裁軍談判，並宣稱法國今後將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確保其安全後，卻將其軍備撥款從六億法郎削減到四億法郎。1934年（七十八歲高齡）任陸軍部長的貝當表現出完全沒有能力，或不願意為滿足軍隊的需要而運用他的巨大權力。在繼貝當之後擔任陸軍部長的莫蘭將軍任內，1935年撥款增至八億法郎，最後又為1935年和1936年補充撥款十八億八千五百萬法郎。

然而直等到勃魯姆政府上臺後提出了以花費挽救經濟蕭條的主張，1936年9月7日才撥出一百四十億法郎，此後又增加到三百一十億法郎。但除了起步必然緩慢外，這些貸款的使用在初期又受到勞工衝突和嚴格執行四十小時工作周的牽制（四十小時工作周就需要鐵道增加職工七萬人）。當保羅·雷諾於1938年11月接管財政經濟事務以後，前面講過的活力解放才給重整軍備以推動力。但即便有了那些撥款，軍隊的財政還是處於如此拮据的困境，以致必須節約其他基本開支，所以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機時應徵入伍計程車兵發現連軍靴都沒有，許多人只得穿著普通便鞋去參加他們的部隊，此種經歷對下一年計程車氣起了很不幸的影響。

最後，有待解決的軍事問題的性質需要有使用三軍的整體協調思想，換言之，就是要有一個國防總參謀部。雖然早自1932年起就創設了國防部長這樣一個頭街，而且任職這個部的部長經常使用這一頭銜，同陸軍部長經常使用他的頭銜一樣；從1938年年初起，甘末林將軍雖然已取得了國防總參謀長的頭銜，但國防組織從未實際存在過。這對空軍特別不幸，它在整個二十年代一直在衰退，雖然最後在1929年取得了與其他兩個軍種平等的地位，併成立了獨立的空軍部，但除了英勇的傳統外，它從來不曾有過自己的理論或傳統。在1939年3月以前的五年中，在各個部長任內，先後有過三個完全不同的計劃，到1929年，政府和總參謀部，象他們在歷次危機中一樣，都認識到法國空軍脆弱得可憐。另一方面，海軍卻也許是法國所曾有過的最強大的晦軍，不過使用這樣一支海軍，它的基地必須要有充分的保衛，或則法國的抵抗中心必須轉移到海外去，但情況又並非如此。

1939年3月，法國輿論充其量只是作了防禦戰的打算。它由於害怕遭受使法國失去戰鬥力的傷亡而苦惱著。它由於一些人越來越懷疑法國軍隊的效能，另一些人又從貝當和魏剛所宣揚的法國軍隊無與倫比的說法中得到安慰，因而陷入分裂。它對馬奇諾防線寄予幻想，以為這條防線從瑞士一直延伸到海邊，可是實際上已完工的部分只是到比利時國境和法國邊界接壤處為止。正當不可避免的戰爭陰霾籠罩天空時，貝當卻在一篇長長的序文中向公眾推薦肖維諾將軍的《入侵還有可能嗎？》一書，該書聲稱修建鋼筋水泥防禦工事的速度將被證明較之它們的被炸燬更迅速。

軍隊的理論是以1936年8月12日刊行的《大部隊戰術運用操典》一書為依據的，該書是由喬治將軍任主席的一個委員會編寫的。它代替了由貝當編寫的1921年版的《操典》。1936年的《操典》斷言：

負責編寫本操典的委員會並不低估（自1921年以來）在戰鬥和運輸手段領域取得的進展的重要性，然而委員會認為，這個屬於技術性質的進展並沒有多大地改變它的前驅者在戰術領域所確定的主要規則。因此它認識到，在勝利之後不久由剛剛擔任過最高領導職務的傑出將領所客觀地確立的理論體系應該繼續成為我國大部隊戰術運用的根本法則。

這段文字在暴露自滿情緒的同時大概也洩漏了同樣程度的沮喪的憂慮心情。法國軍隊的指揮官知道，他們最早必須到1940年夏天才能得到所需要的坦克，得到飛機大概還要遲一些，要有經過訓練而能使用這些軍備的軍隊，那就更要推遲一些時間了。他們知道法國的防禦工事尚未完成，軍隊尚未得到在德國一旦侵犯荷蘭和比利時的中立時便能按計劃迅速進軍低地國家所必需的裝備。

讓·吉羅杜在1939年回顧二十年的和平時期時寫道：

我們所有的條約，不論是勝利的條約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