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在國防工業中，拒絕加班加點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僱，而且六個月內不得在國防工業其他部門被僱用或領取失業津貼。

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法國總工會指責政府的行動是“一種侵犯工人階級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決定，在11月30日舉行一次二十四小時的總罷工。達拉第堅決要求，在他準備就雷諾延長勞動時間的計劃進行協商之前必須取消罷工，從而部分成功地破壞了這次總罷工。但是用紀律來約束工人或對不守紀律的工人進行制裁的任何嘗試，總是招致以進一步罷工和騷動形式出現的報復行動。當行政當局要參加總罷工的那些人個別地申請重新僱用（從而使他們成為“被監視的人”）時，聖納澤爾海軍造船廠的一萬工人立即舉行罷工（12月1日）。第二天，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工人受到罷工的影響，被關在工廠門外。土倫的三千名飛機制造工人與警察發生了衝突。達拉第準備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對付罷工工人，但是當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強烈的抗議時，他奉擔了責任。“如果工廠被佔領了，那就必須把佔領者趕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淚彈的。”不過，正象他實際上承認的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張伯倫和哈利法克斯的來到巴黎，才引起這種嚴厲行動的。

在此期間，1938年11月5日，空軍全體後備飛行員向工廠工人發出了一個呼籲，要求他們加速飛機的生產。呼籲書宣稱，空軍的生存正處於危險之中，廣大平民的生存則與空軍的命運息息相關；空軍能否保衛法蘭西的國土，有賴於法國的工人階級。1939年1月28日，總理又收到三個最重要的退役軍人組織的領導人的來信，請求政府實行工業和經濟動員，以使軍火生產能達到最大規模，並在工廠中實行嚴格的品德紀律和技術管理。但是處於困境的總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不過是與工人們維持一種暫時的妥協，在現階段絕不宜再引起這種根本性的爭論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佈對因參與總罷工而受到處分的全體工人實行赦免。

已經可以看出，達拉第在極力使法國強盛起來的過程中，陷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集團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觀點可以說是反映了企業主的漠然置之或者從中作梗的態度。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態度對重整軍備和生產的影響，比起極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要輕微得多。達拉第曾說過，共產黨“當然可以自稱是一貫地鼓吹決不妥協的，甚至不惜以戰爭為代價”，可是“它卻又在同一時候既要求重整軍備，又慫恿工人們堅持四十小時工作周制度”。社會黨是國民議會中最大的一個政黨，它儘管發現共產黨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還不準備公開與之決裂。達拉第因此必須謹慎從事。慕尼黑會議以後，當政府要求授予特別權力時，社會黨人只答應不投票反對這項動議，如果政府保證不過分改動各種社會法規的話。他們在投票時棄了權。極右派和共產黨人則投了反對票。同英國的情況一樣，與左翼反對派之間的主要麻煩在於，他們不相信政府會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別權力來永遠限制或取消工人得來不易的行動自由權利。另一方面，右翼反對派也不願意幫助政府重整軍備，因為他們相信，一切重整軍備最終只能為“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務——從最壞方面說，會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法國；從最好方面說，會去插手干預西班牙或中國。

據丘吉爾說，1938…1939年度英國的整個軍事開支達到了三億零四百萬英鎊，而當時德國至少是十五億英鎊。有趣的是，這個十五億數字正好是英國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國防開支的最初預算總數。不過，當時很快就承認，這個數字必將超出。但是這種領會並沒有引起絕望或者害怕國家破產的情緒，而只是發生了一些爭論，如籌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不過，也有人害怕和顧慮會發生過分的利潤獲得，實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稅和取消當前的社會進步計劃等等。總之，人們很不願意象德國那樣，把那麼大的一部分國家稅收和其他潛在資源用於重整軍備。

為了避免增加稅收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張伯倫在1937年曾要求並且獲得了議會的批准，透過募集四億英鎊的國防借款來取得重整軍備所需的額外經費。到1939年2月為止，僅動用了一億九千七百萬英鎊。但是由於預計防務支出總額需五億八千萬英鎊，又由於政府的政策是從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務經費，因此財政大臣在2月間決定要求授權借款八億英鎊（即1937年批准數的兩倍）。和1937年時的情形不同，這一建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