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法子做大GDP和財政收入的大數字，卻對部門小金庫視而不見，見而不問，問而不責，豈料小金庫裡放的都是大資金，大範圍大數額的腐敗窩案、竄案由此而生。年年出臺廉政建設大舉措，卻怎麼也堵不住一張小嘴巴，全國每年都要吃掉兩三千個億的大公款。處處建設大水利，大鋼鐵，大油田，卻封不了遍地開花的小煤窯，大礦難才總是層出不窮。

心中惟大的直接表現是自我膨脹，盲目大化自己。殊不知再膨脹、再大化，也膨脹不到哪裡去，大化不到哪裡去。茫茫宇宙，偌大的太陽原是微塵一粒，地球連微塵都算不上，地球上的人類就什麼都不是了。膨脹和大化唯一的效果只能鬧些笑話，留些笑柄。大鳴大放背後是大騙局大荒唐大鬧劇，緊隨大躍進的是大倒退大饑荒大死亡，文化大革命製造出來的是大動亂大危機大災難。天天高喊實現全人類的大解放，我看還不如做點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讓小百姓得點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現在所從事的小說創作，也帶著一個小字。有些大學請我去搞文學講座，要我談創作體會，我說過三句話：詩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說要小。小說不是大說，不是大言炎炎。這不是指的人物和題材，小說當然可以寫大人物大題材，但一定要從小處著筆，因為大人物也是人，大題材需小細節來支撐。作者的心態也要小，不要動不動就擺大作家的架子，總想著做讀者的靈魂工程師，好為人師，時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搞笑的是，覺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謂小說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讀者小看，棄之如敝屣。何況文學不是大眾消費品，一本小說能發行到三四萬冊已屬暢銷書。這與中國十三億人口相比較，是個什麼概念，誰都明白。業內人士知道，如今絕大多數作家的書出版社壓根不敢出版，就是硬著頭皮印個三五千冊，也無人問津，慘遭退貨。我的意思是文學永遠只是少數人的事情，不讀文學作品是餓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國人民都去讀同一部小說，背同一首詩詞，這個民族一定有病。因此想透過文學造大聲勢、弄大動靜、出大影響，永遠只能哄住自己。有些作家寫了一兩部作品，就自以為了不起，就可以俯視眾生，是很可笑的。

我絲毫不敢大視自己。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個餓殍遍野的年代，僥倖活下來的沒幾個不得水腫病，父母能生下並養活我，實屬奢侈，我已別無所求。我後記裡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願做一個無名鼠輩。我等鼠輩沒什麼創造力，生命力卻跟老鼠一樣非常強大。認定自己是鼠輩，我也就大半輩子了，沒有過什麼遠大志向。讀中學時就曾餓著肚皮卻還要挑著愛國糧往糧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愛國糧的人愛不愛國。那時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個生產隊長，把莊稼種好，大家能有口飽飯吃。師專畢業後回到老家教書，我的追求是做全縣一流的語文老師。接著去了縣誌辦，我最大的願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書。後來進機關做秘書，有了奔仕途的機會，可我卻茫茫然，不知這仕途怎麼奔下去，儘管我還是從秘書做到副主任和主任。機關裡有句話，叫做群眾最怕領導沒愛好，領導最怕群眾沒追求，碰上我這沒大追求的，領導也是愛莫能助啊。

好在我還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寫小說。又認定自己就是鼠輩，也就沒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個還能被讀者關注的小作家足矣。朋友說我已出版十來部作品，光長篇就有了四部，也該有點志向了，以後弄個茅盾獎什麼的乾乾。我說我當然也這麼想，我還想弄個諾貝爾獎乾乾呢。不過暗地裡我並沒把這獎那獎看得太神，茅盾獎裡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東西，有些茅盾獎作品，讀者其實從來就沒放在眼裡過。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獎，而是從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每一個細節入手，寫好每一部小說，得到讀者的認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穫了。

說大論小（自序）（3）

小人物寫小說，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讀者把我看成官場小說作家，當然沒錯，我寫的是官場和機關裡的大官小員。不過我是站在民間立場來寫官員的，《官運》裡的市委書記也好，《位置》的裡預算處長也好，都傾注了我這小民對大權在握的官員的價值判斷。到了《心腹》，我幾乎是當做自傳來寫了，儘管楊登科的故事並非全是我之所為。看過這部書的讀者都有同感，楊登科靈魂深處的屈辱和抗爭，吾等鼠輩小民又有幾人逃脫得了？人逢當世，要穿衣吃飯，要生存得像個人樣，甚至出人頭地，你就必須苦熬掙扎，甚至自虐。

《意圖》再現了轉型期大與小、強與弱的較量，這是當下社會不同力量之間的較量，是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