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百餘年曆史的韓國相同；與楚國的三十二頁、趙國的三十七頁、魏國的二十二頁、田齊國的十八頁相比，無疑是七大戰國中篇幅最小的分國史。這至少說明，到百餘年後的西漢太史公時期，燕國的歷史典籍已經嚴重缺失，無法恢復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國是一個傳統穩定而衝突變化很少的邦國，沒有多少事件進入當時的天下口碑，也沒有多少事蹟可供當時計程車人記載，後世史家幾乎無可覓蹤。

雖然如此，燕國的足跡終究顯示出某種歷史邏輯。

燕國曆史邏輯的生髮點，隱藏在特殊的政治傳統之中。

戰國時代，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整個華夏族群以邦國為主體形式，在不同的地域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創造與探索。無論是七大戰國，還是被擠在夾縫裡的中小諸侯國，每一個國家都在探索著自己的生存競爭方式，構建著自己的國家體制，錘鍊著自己的文明形態。此所謂求變圖存之潮流也。也正因為如此，各個地域（國家）的社會體制與文明形態，都呈現出各種各樣的巨大差別。“文字異形，言語異聲，律令異法，衣冠異制，田疇異畝，商市異錢，度量異國”的區域分治狀態，是那個時代獨具特色的歷史風貌。所有這些“異”，可以歸結為一點，這就是文明形態的差別。文明形態，無疑是以國家體制與社會基本制度為核心的。因為，只有這些制度的變革與創造，直接決定著國家競爭力的強弱，也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基本行為特點。而作為文明形態的制度創新，則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統治層如何對待既定的政治傳統。或恪守傳統，或推翻傳統，抑或變革舊傳統而形成新傳統，結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個國家的歷史命運，其奧秘往往隱藏在不為人注意的軟地帶。

要說清楚燕國的悲劇根源，必須回到燕國的歷史傳統中去。

如此一個時代已經遠去，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國家傳統差異的認識，已經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難點，便是我們很難擺脫後世以至今日的一個既定認識：華夏文明是一體化發展的，其地域特徵是達不到文明差異地步的。我們很容易忘記這個既定認識的歷史前提：這是秦帝國統一中國之後的歷史現實。客觀地說，要剖析原生文明時代的興亡教訓，我們就必須意識到，那是一個具有原創品格的多元化的時代，只有認真對待每個國家的獨有傳統與獨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們還是要走進去。

因為，那裡有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再現的原生文明的演變軌跡。

立國曆史的獨特性，決定了燕國後來的政治傳統。

據《荀子·儒效篇》，周武王滅商後陸續分封了七十一個諸侯國，其中姬姓王族子弟佔了五十三個。後來，周室又陸續分封了許多諸侯，以至西周末期與東周（春秋）早期，達到一千八百多個諸侯國，這姑且不論。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兩個人受封的諸侯國最重要，也最特殊：一個是周公旦，一個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魯國，召公受封燕國。所謂最重要，是因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級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載。召公身份卻有三說：一則，太史公《史記》雲，召公與周同姓，姓姬氏；一則，《史記·集解》譙周雲，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則，東漢王充《論衡》雲，召公為周公之兄。三說皆有很大的彈性，都無法據以確定到具體的血統座標。對三種說法綜合分析，這樣的可能性最大：召公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長，為周公之族兄。所謂特殊，是這兩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輔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師。在滅商之後的周初時期，周公召公幾乎是事實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兩位大臣。周武王死後，兩人地位更顯重要，幾乎是共同攝政領國。

唯其兩公如此重要，燕國、魯國的始封制產生了特殊的規則。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規則是：受封者本人攜帶其部族就國，受封者本人是該諸侯國第一代君主，其後代代世襲傳承；受封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職務。譬如第一個受封於齊國的姜尚，原本是統率周師滅商的統帥，受封后．便親自趕赴齊國，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沒有在中央王室擔任實際官職。而魯國燕國的特殊規則是：以元子（長子）代替父親赴國就封，擔任實際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則留在中央王室，擔任了太師、太保兩大官職，虛領其封國。這一特殊性說明：周公召公兩人，在周初具有極為重要的政治地位與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