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法治，被勢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雲：“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為天子，能亂天下。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者不足慕也……堯為隸屬（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是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慎到之勢說不可謂不透徹，但因不能透徹論證權力與法治的關係而大顯漏洞。一個最大的尷尬便是，諸多堪稱賢明勤政的國君權力在手，卻依舊不能治理好國家。正是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應時而生，將國家治道之根本定位為法治，認為法律一旦確立，便具有最高權力不能撼動的地位，所謂舉國一法、唯法是從，皆此意也。韓非之新，在於承認“勢”是法治之源頭條件，卻又清醒地認為，僅僅依靠“勢位”不足以明法治國，必須將勢與法結合起來，才能使國家大治。

《韓非子·難勢》雲：“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賢者擁勢，則天下治。不肖者擁勢，則天下亂……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淺矣！”

嬴政很為韓非的評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為激賞的，還是《韓非子》詰難勢說的矛盾故事。

韓非說，專言勢治者雲：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故勢治為本也。果然如此，其論則必成兩端：堯舜擁勢，雖十桀十紂不能亂；桀紂擁勢，雖十堯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憑人得治，還是憑勢得治？憑勢得治麼，暴君擁勢則聖賢不能治。憑人而治麼，聖賢無勢而天下照亂。詰難之後，《韓非子》說了一個故事：人有賣矛賣盾者，鼓吹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市人過來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賣者遂尷尬不能應也。《韓非子》結論雲：“賢、勢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說也！”

“睿智犀利而諧趣橫生，其才罕見矣！”嬴政拍案大笑。

“所言至當！勢治過甚，與人治無異也！”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評判。

再說術治。術者，尋常泛說之為技巧也方法也。然則，法家所言之術，卻是治吏之道，是謂術治。戰國之世，術治說由申不害執牛耳，被天下看作與商鞅法治說並立的法家派別。申不害術治說的理念根基在於：無論是勢還是法，都得由人群來制定推行；這個人群，便是君王所統領的臣下；若君王駕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順利推行，否則天下無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統領臣下之術治。顯然，申不害術治說也是偏頗的，漏洞也很明顯。一個最大的尷尬是：國家若不變更舊法（根基是不廢除實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肅，便不能根除奸宄叢生腐敗迭起的痼疾，國家始終不能真正強盛。齊國如此，韓國更如此。

《韓非子》嚴詞詰難申不害的術治說及其在韓國的實踐。

“韓國法令龐雜，故晉國之舊法與新法並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故奸邪必多。貴胄之利在舊法，則以舊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則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舊法新法之相悖（衝突），則巧言詭辯以鑽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佞叢生也！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用術於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於申不害給韓國留下的術治傳統危害極大，也基於韓非自己對術治的冷靜評判，韓非對“術”作了嚴格定義：“術者，因權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話語說，術治便是用人制度與問責制度的運用法則。所以，韓非倡導的術治絕不是簡單的權謀之術，儘管它也包括了權謀之術。

嬴政最為讚歎的是，韓非沒有因納術入法而輕法，而是將術與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國大道。有人問，法治術治何者更重？韓非答曰：“此猶衣食之孰重孰輕，不可無一也，皆養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從九歲起，嬴政便是秦國太子。從十三歲起，嬴政便是秦國之王。從二十二歲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強國的親政君王。期間風雨險惡不可勝數，對君王不可或缺的正當權謀體味尤深，可謂烙印在心刻刻不忘。為此，嬴政對《韓非子》所闡釋的術治新說深有同感。讀《定法》之時，嬴政連飲三大爵凜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術治，寧非與法治共生也！韓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奮不能自已者，還是韓非的《孤憤》篇。

韓非之《孤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