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機群系統效能最佳化技術和機群基礎架構等達到了當前國際同類產品的領先水平。

而透過這一款超級計算機的設計與製造，使得範氏投資集團的晶片研發部門以及總體設計部門的實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終於可以躋身於國際頂尖晶片製造商之列了。

對於自己公司的技術人員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範無病是感到比較滿意的，因此他除了重獎有功人員之外，還給實驗室投入了更多的研發資金，以支援自己的實驗室可以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一些。

範無病拜訪朱老闆的時候，朱老闆正在為稅制改革問題而頭痛。

如今在一般性轉移支付中的稅收返還，包括增值稅和消費稅、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基數返還，是越富的省份拿到越多，越窮的地區拿到的補助越少，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仍然欠缺資金支援。

不過稅收返還本身是中央政府改變財政管理體制，對地方的一種利益補償。所以，也不能過分強調這一補償機制對落後地區的影響，而且隨著中央轉移支付總額增加，這部分的佔比正在減少。

國記憶體在的大問題恰恰是一般性轉移支付比較少，大量都是專項轉移支付。最近有了較多的調整，如果均不計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佔全部中央轉移支付的比重越來越大，專項轉移支付在管理上更是具有不規範性和隨意性，所以這幾年來存在一直被詬病的跑部錢進現象。

在專項轉移支付裡，現在的操作往往是成問題的，如果是兩千萬的專案，地方政府一般要上報成五千萬或者更多，為什麼？這是因為現在很多專案都是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的，一些偏遠地方政府就感到很麻煩，沒有多少財政收入，拿不出一定比例的配套資金。

怎麼辦？便在事先翻倍地報，為什麼要報一倍多，考慮到中央會基於地方的討價還價，砍掉一部分預算，再加上打點費，經濟學上叫尋租成本。而如果各個省、市都到有審批許可權的部委申請，尋租費累計起來就非常可觀了，這就是博弈論。

對於中國這種大型國家來說，要完成治理方式的轉型，其內在要求是地方政府在分權基礎上的自治，而財稅體制是整個治理機制的核心，而國內當下的城市化程序也在倒逼整個稅政基礎的轉型，地方政府必須要有自己穩定的收入來源來支援行政開支，經濟基礎建設和公共產品供給，也要轉向以公共財政為基礎的支出結構了。

現有的分稅制已經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當前發展階段，中國政治轉型的內在要求了。

朱老闆對範無病表示道，“當前中國的財政體制主要存在四個問題，都是很棘手的。”

他所說的四個問題，一是稅費立法權高度集權。我國稅收的立法權高度集中在中央，不能充分調動地方涵養稅源的積極性。而且稅收的立法權往往集中在政府手中，以決定、通知、條例來制定和執行，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作用有限，而且後兩者目前本身的人員結構也有問題。《預演算法》把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權一次性下放給了國務院，相當於一個家庭的財政大權，完全交給管家或者保姆來支配，或者一個公司的財權，從董事會移交給總經理。

二是中國在法律上並非分權國家，中央和地方迄今為止的所有財政安排和事權調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談判妥協的結果。中央政府由於政治和行政上的權威地位，往往對事權和財權劃分方案有主要的動議權和決定權，因此缺乏內在的穩定性和法律保障。

三是現行地方稅制體系不完善，地方稅制結構不合理。缺乏地方主體稅種。單個地方稅種的收入規模和其佔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都比較小，導致地方自己的財源小且不穩，對預算外和制度外資金、土地財政和負債依賴程度較高。

四是在財政支出上，效率還很低。各級政府總體上重視收入，而忽視支出效率。沒有建立透明的、有憲政約束的公共財政預算體制，導致納稅人和作為第四權力部門的媒體不能有效監督政府的財政支出，納稅人交的稅也與其享受的公共服務不相匹配。

範無病雖然對於國內的稅制有些不大清楚，但是他曾經專門研究過美國的事情，於是就對朱老闆說，“在成熟的競爭性較強的聯邦制國家，比如美國，首先界分市場和政府的邊界，然後按照輔助性原則來界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再按照各級政府自己的事權，來確定支出責任和支出需要，最終由此決定收入需要。而收入權的來源就是事權、支出權、支出需要，所有這些權力都是轄區內的公民賦予的，是在憲政框架內安排的。所謂輔助性原則指的是，凡是個人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