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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有銀行來說，就是千方百計地把不良資產剝離給資產管理公司，一剝了事，至於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剝離後如何來實現國有銀行運作機制的轉換，如何減少新的不良資產，則考慮不多。

可以說，正因為當時不良資產剝離後，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產生的機制沒有轉換，導致從去年開始，國內經濟又出現了投資過熱，國有銀行信貸失控。

當然，範無病很清楚，這次信貸失控在短期內不會顯現出來，但幾年後四大國有銀行可能湧現出大量的不良貸款。

對於企業來說，特別是國有企業來說，由於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為一家，以往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巨大，國有企業敢借錢不還，其根本原因就在此。

因此，如果國有企業的債務能夠輕易地透過銀行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那麼企業就一定會把資產管理公司看做為一家政策性金融機構，一定會把企業的債務推給資產管理公司，從而造成新的不良貸款，這不僅讓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增加，企業的運作機制不能夠最佳化，也製造了資產管理公司道德風險的條件。

也就是說，既然企業的不良貸款在不斷的產生，而銀行又在沒有完全釐清責任、賬目等條件下簡單地把不良資產劃撥給資產管理公司，而資產管理公司也可能從自身利益出發把其處理不良資產的全部風險推給銀行，如資產管理公司從自身利益出發，也可能會改變處理不良資產的進度，為了儘快讓不良資產脫手，會壓低價格，從而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嚴重損害社會利益。

對於這些問題，在國內資產管理公司設立之前，理論界就進行多層面的討論，分析了這些問題產生的可能性，而實際出現的結果比理論分析更為嚴重。

但是為什麼明知有種種道德風險發生，卻沒有相應的制度規則來界定來規避呢？

可以說，後來資產管理公司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僅是以制度存在缺陷、國內資產管理公司出臺倉促是不能夠完全解釋的。因為，國內資產管理公司倉促上馬的原因一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驅，是他們極力地遊說政府如此作為的。

比如說新加坡的淡馬錫集團，為了從四大銀行中獲得鉅額回報，肯定是希望四大行可以把歷史包袱給甩出去的，而要甩出去，就需要一個可以接收包袱的機構，資產管理公司自然就是首選。

在當時，範無病就提出過，國內資產管理公司的設立，法律要先行，看看發達市場體制下哪一個國家不是如此？沒有相應的法律與制度，僅是簡單出臺一些辦法與條例，不良資產的產權界定可能不清楚，不同組織與機構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係也無法界定。

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透過強行劃撥的方式給設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是行政關係，那麼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就應該完全直屬四大國有銀行，不僅不需要財務組織上獨立，更不需要其組織之外的力量來承擔相應的負擔。

但實際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設立基本是由財政注資，其不良資產剝離的處置也得由國家財政來承擔。

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是穿著官服，卻又幹著經商活動的四不象組織，既非市場組織，也非行政組織，在這樣的一種條件下，國有商業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關係是無法界定清楚的。

在這種關係下，無論是哪一方都會把其經營的風險推給對方，都會盡量地減弱自己對其行為之責任，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的低效率也在所難免。

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制度環境下，再加上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組織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事安排，國內資產管理公司一開始就是在畸形條件下成長與發展。作為政策性的金融機構，特別是一個在一開始就被設定了十年生命週期的特殊金融機構，考核指標從來就沒有形成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的真正壓力。

在他們的公司裡，沒有機制約束，全憑良心幹活。也就是說，國內資產管理公司的存續完全是一種道德約束，如果一個工作人員不是道德人，那麼其違法亂紀，侵吞國有資產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此時朱老闆提到了這個問題，很是有些憂心，但是他自己也很清楚，在這件事情上，自己也插不上話了，以一己之力來對抗很多個利益集團，那是不可能取勝的，但是這一次範無病出手，掃除了淡馬錫財團對於四大行的野心，朱老闆還是看在眼裡喜在心上的，因此他認為範無病在這方面可以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

“今後的十年當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就是金融業，我很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