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社會的的穩定和諧。

而到了七十年代末，這種長期積蓄下來的就業壓力，則已經到了無法控制的危險境地。因此，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一九七九年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今年被確定下來了，而範無病清楚地知道，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二十年。

宋主任說給範無病聽的，就是這麼一個例子。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年廣久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年廣久是個文盲，撿過菸頭做過學徒，擺過水果攤。因“投機倒把罪”被判過刑，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炒起了瓜子。因為他的手藝好，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十二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有了十二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僱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十九世紀中葉），僱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八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僱工十二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的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10萬工商戶來說，僱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的服裝加工廠工人人數超過八人，就不是個體經濟，而是目前存在很大爭議的資本主義經濟了？”範無病聽宋主任講完故事之後，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宋主任有些無奈地點了點頭，“經典就是經典，雖然很多同志都認為這個七下八上已經過時了，可是大多數人都會拿這個說事兒，要知道，目前我們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很多老同志也想不通啊！”

“嗨！當年主席他老人家也未必就把馬恩放在眼裡，所謂的理論，不過是拿來用用而已，那玩意兒真的能當飯吃啊？中國有中國的實際情況，豈是可以講那些過了時的理論拿來生搬硬套的？”範無病對此嗤之以鼻。

宋主任苦笑道，“你說的話雖然聽起來有些離經叛道，可是想一想卻是大實話。”

“這事兒跟我有什麼關係？難道說我的服裝廠也得限制規模？”範無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服裝廠是否可以順利投產，畢竟自己都把裝置搞定了，要是因為招不下人開不了工，先前的設想可就都落到了空處了。

“怕是這樣了——”宋主任點了點頭。

“你這樣可不對！”範無病有些急了，“當初你不是說這是好事兒嗎？我現在弄一個不上不下，還有什麼臉面回去見江東父老？”

宋主任看到範無病一副想要揪著自己興師問罪的架勢，哭笑不得地說道，“我還沒有把話說完，你著什麼急啊？我的意思是說，你自己單幹遇到的阻力可能會很大，但是我們願意為你承擔一些責任，將事情變得相對簡單一些。”

範無病這麼一聽，便知道這事兒還有迴旋的餘地，想一想宋主任估計還是要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