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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象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慣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製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Twain）：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為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紮得停停當當，作為現成的精神食料。幽默減少人生的嚴重性，決不把自己看得嚴重。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於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於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提倡幽默作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我們又聯想到馬鳴蕭蕭了！聽來聲音倒是笑，只是馬臉全無笑容，還是拉得長長的，像追悼會上後死的朋友，又像講學臺上的先進的大師。

大凡假充一樁事物，總有兩個動機。或出於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藝術，就收集骨董，附庸風雅。或出於利用，例如壞蛋有所企圖，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幽默被假借，想來不出這兩個緣故。然而假貨畢竟充不得真。西洋成語稱笑聲清揚者為“銀笑”，假幽默像摻了鉛的偽幣，發出重濁呆木的聲音，只能算鉛笑。不過，“銀笑”也許是賣笑得利，笑中有銀之意，好比說“書中有黃金屋”；姑備一說，供給辭典學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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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

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辯味而不是充飢，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後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於拋棄。柏拉圖在《理想國》裡把國家分成三等人，相當於靈魂的三個成份；飢渴吃喝是靈魂裡最低賤的成份，等於政治組織裡的平民或民眾。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請客上館子去吃菜，還頂著吃飯的名義，這正是舌頭對肚子的籍口，彷佛說：“你別抱怨，這有你的份！你享著名，我替你出力去幹，還虧了你什麼？”其實呢，天知道——更有餓癟的肚子知道——若專為充腸填腹起見，樹皮草根跟雞鴨魚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區區消化排洩的生理過程裡還需要那麼多的政治作用。

古羅馬詩人波西藹斯（Persius）曾慨嘆說，肚子發展了人的天才，傳授人以技術（Magister　artising　enique　largitor　venter）。這個意思經拉柏萊發揮得淋漓盡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讚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鳥飛，獸走，魚遊，蟲爬，以及一切有生之類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腸胃。人類所有的創造和活動（包括寫文章在內），不僅表示頭腦的充實，並且證明腸胃的空虛。飽滿的肚子最沒用，那時候的頭腦，迷迷糊糊，只配作痴夢；咱們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飯睡中覺，就是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把飢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讚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傅（dergross　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只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著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並不是掙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乾、安坐著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似乎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麼？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臺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複雜了起來。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