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說起雞蛋，我想起我們家在困難時期養的一隻雞。因為副食品奇缺，新華社允許大家在院裡養雞，我們住的樓後面擺了一長溜雞籠子。我們家的是一隻白色來亨雞，春節過了不久就開始下蛋，每個月能下20幾個蛋，特高產。那時我妹妹還是個嬰孩，這隻雞下的蛋能保證她的營養。小時候我最親近的動物就是這隻雞，還為它寫過一篇作文。我最喜歡去雞窩裡掏剛下的蛋，握在手裡暖呼呼的。後來我去插隊，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裡握著剛下的蛋。

新華社差不多家家都養雞，這些雞的下場說起來讓人哭笑不得。它們滿處亂跑，樓裡樓外到處拉屎。據說有一天一位社長一腳踩在雞屎上，滑了一大跤，氣得他下令禁止養雞，大家只好把雞都處理掉。我們家捨不得吃自己養的雞，就把它送給一位親戚。從此新華社院裡就沒有雞了。

今天在離當年那一溜兒雞籠子不遠的地方，開闢了一個“寵物運動場”，供養狗的人放狗活動。這世界真是變化快啊！

政治陰影（1）

對50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運動，馬笑冬沒有什麼記憶。兒童的世界畢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樣，記憶也是有年齡特徵的。正因為作為一代人，我們對反右沒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們這一代人才能那麼衝鋒陷陣。因為親友的緣故，反右對我的家庭有所觸動。下面是我的零星記憶。

葉：我小時候的記憶整體是明朗的，但是中間夾雜著陰影。那是1957年夏天，我不再去幼兒園了，準備上小學。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華社禮堂看電影，那時放正片前常放幾集新聞簡報。我在一集裡看見我三伯伯葉篤義。他是民盟的一個重要成員，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搖著扇子，在一個會議上發言。看見我伯伯的鏡頭，我嚇得站起來拉著我弟弟就往外走。我的一個堂姐說她也和我們在一起，說我一出禮堂的門就大哭。我不知為什麼會知道我伯伯在電影上出現不是好事，也許我聽到了什麼？但我相信我父母絕對不會對我們小孩子說這些事。現在回過頭去看，我伯伯在會上講話時正在“大鳴大放”，可是到編這集新聞簡報時已經是反擊右派進攻了，我伯伯那次發言很可能成為他的右派證據。他後來被定性為“章羅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

那時新華社院裡偶爾會開來公安局的吉普車，把犯刑事案的新華社職工拉回機關批判。我記得有一次拉來一個“流氓”，是因為偷看女澡堂還是幹什麼別的被抓住的。從那兒以後，我一看見吉普車來新華社大院就害怕，以為又拉人來批判。看了那集新聞簡報，新華社再來吉普車，我就怕拉來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華社的職工，可我就是怕。這大概是我最早感覺到的政治陰影。

我的一個小學同學說，在上一年級的時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們班一個同學無意中推開了一間在角落裡的教室，一看傻了眼，裡面密密麻麻掛著一排排大字報，嚇得他趕緊把門關上跑了。可見反右運動在我們小學也是如火如荼地開展。但當時是“關起門來”搞，不讓孩子們知道。是為了保護孩子？不知道當時有沒有這個政策。不管怎麼說，這樣一來，允許我們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整風運動期間，山西省洪趙縣洪趙一中的學生去農村參觀大字報。（新華社稿）我父母雙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親這邊是我三伯伯葉篤義和五伯伯葉篤莊；我母親那邊是我的三舅白景揚。這些年來我有時會想，作為共產黨的幹部，我的父母是怎麼承受他們的手足受難這個事實的？他們在“組織”面前如何表態？他們又是怎樣的心情？想一想這些問題都讓我為他們難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單位是怎麼說的，在家裡，他們從來沒跟我們說過要跟哪位有政治問題的親戚劃清界限，我們和這些親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關係。同時他們非常有意識地不在我們面前談論有關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三伯伯有時會來我們家串門，我記得一次他穿著件長袍來。那時人人都“短打扮”，穿中山裝之類的，他的裝束像是從另一個時代出來的人。他說起話來，遣詞用句也和我在外面聽到的“革命話語”不一樣。我到他家裡去，見過他在一個小房間寫字，桌上放著外文字典。後來我知道，他當了右派後，民盟的日常工作沒有了，就從事翻譯。他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文筆流暢之極，現在在書店還能買到。

比起我五伯伯葉篤莊，我三伯算是幸運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賬老賬一起算，還戴上了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