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頁。尤其在學校學生方面，黨的支部組織不健全，不僅不能指導中學支部工作，而且一切問題，大都由中學支部先討論，實際上是中學支部領導大學支部。黨方稱此為“大C�Y�主義”。《團上海地委關於青年運動與今後團的工作方針》（1927年1月）、《團上海地委關於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工作報告》（1927年1月），《上海檔案》甲8，第403、414頁。

其次，團內女青年較多，在她們眼中，黨內女同志多是“老太婆”。“小姑娘因姊妹關係，不願入C�P�，又不願與老太婆合夥，又過去男女問題使他們害怕。”《上海區委召開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年7月13日），《上海檔案》乙3，第77~78頁。所謂男女問題，乃指黨內常常鬧戀愛糾紛。

同樣，在黨員眼中，團員還是一幫幼稚的小孩子，也難免存在“輕視中學”的觀念。大學說中學是小孩子，中學即罵大學為老頭子，因此而影響到實際工作。《上海區委召開黨的部委和團的部委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7月17日），《上海檔案》乙3，第104頁。

有的工廠中，女工多為團員，男工多為黨員，黨、團之爭幾乎成為男女之爭。而在學校，如上海大學附中，黨員多是教員，團員多是學生，黨員往往以先生的姿態對待團員，團員則以“考試太嚴”而懷疑黨員故意刁難。《上海區委召開黨的部委和團的部委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7月17日），《上海檔案》乙3，第98~100頁。

另外，團方批評黨方散漫，無計劃，不能按時開會，紀律不嚴，做事不與團方商量，只是單獨去做，又做不好；而黨方則批評團方只注意開會，沒有注意實際工作和深入群眾。《上海區委召開黨的部委和團的部委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7月17日），《上海檔案》乙3，第101~103頁。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團與黨的競爭（3）

1926年7月的《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中這樣描述黨與團的關係：“C�Y�同志說C�P�同志壓迫C�Y�同志；C�P�同志說C�Y�同志胡鬧；C�Y�同志不願到C�P�去。彼此攻擊，互相標榜。”《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上海檔案》甲8，第293頁。

實際上，黨與團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組織競爭的態勢。在這種競爭態勢下，團不願把好同志分化給黨；對黨方面調走團的同志，團視為“拉夫”。在發展新成員時，黨與團競相介紹，團方有意隱瞞年齡，而黨方則增加年齡。《上海區委召開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年7月13日）、《上海區委召開黨的部委和團的部委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7月17日），《上海檔案》乙3，第75、97頁。

在一般的認知中，青年團一直被籠罩在*的強勢組織結構下，不具有獨立的個性。早期的情形其實並非如此。由於團在人才和組織效能方面均優於黨，導致黨團之間構成一種競爭乃至頡頏的格局。這大概是*歷史上黨團關係比較特殊的一個時期。

一個政黨的產生和發展壯大，自有其時代背景、成長環境和內在動力。如孫中山的同盟會之以海外為根據地，藉助華僑的經濟支援和留學生的人才優勢，避開統治集團的高壓環境，均是其成長的有利因素。*在1920年代的崛起，其內外情境又截然不同，如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政治經濟支援，與國民黨合作的策略運用，中央政權的弱化與地方政權的分化等，均是其成長的重要助力和契機。

五四時期有一著名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成立後，將這一口號改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1924年5月14日*中央的報告稱：“我們政治的宣傳，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兩個口號。在一九二二與一九二三年間，‘反對軍閥’已成了全國普遍的呼聲；到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間，列強對華進攻日急，全國知識階級中進步分子，已採用‘反抗帝國主義’的口號；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等處，已漸漸有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發生。”*中央強調，“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比反對軍閥還要注重”。

在*的大力宣導下，僅一兩年時間，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很快為知識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所接受。表面觀之，“打倒帝國主義”與“打倒列強”似無區別，其實大不然。清末之際，革命黨人將中國的一切病根歸咎於帝制。而“打倒帝國主義”口號的魅力，則在於它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