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這種心理病態已經超出個人做派的範圍。動不動就把不同觀點之爭演變成批鬥會，比說話粗，比出手狠，比政治正確，這種風氣發展的結果，不僅是淪為靶子的具體的個人受傷，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受傷——社會風氣會越來越趨於極端，越來越趨於乖張，越來越趨於狂躁。　。。

“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3）

讓人不能不好奇的是，鬥士們哪來那麼強的動力妄斷他人？哪來那麼強的智力自負和道德自負？在我看來，原因大致不外兩點。其一是名利驅動。炮打茅先生成為一個事件之後，某當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電話，要求國內某入口網站藉機炒作他的部落格嗎？其大義凜然的背後，隱藏的原來是一種經典的娛樂精神。

但更顯著的因素，還是他們堅信自己獨佔了一種話語權，就是為窮人代言的話語權。抗議對窮人的不公正待遇當然重要，為窮人請命當然重要，任何社會都需要這樣的人，我也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我這麼做只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從來認為這是很私人的事情，沒什麼可自誇的。所以我從來看不慣某些鬥士，剛剛給窮人說了幾句話，馬上氣就粗了，嗓門就高了，動不動就要打人了。似乎給窮人說了幾句話，就足以奠定他們言論憲兵、道德憲兵的資格。

他們的這種自我感覺令人憎厭，但卻不是空穴來風，“窮人話語”在當下中國確實生猛。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格局，註定了窮人必定在言論界和公共政策領域缺位，必定在利益博弈中缺位，窮人因此沒有透過自己的集體努力來改變自身命運的體制通道，只能陷於絕境。正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窮人的這種悲慘遭際，對那些紙上的仁人志士恰恰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於是有了“感動新聞”的空前繁榮。以言情劇筆法，鋪陳底層離奇的悲情，以此賺取受眾的滔滔眼淚，在主流和不那麼主流的媒體中，幾乎形成為一個產業。而在言論界，“窮人話語”同樣空前繁榮。窮人就是天然正義，為窮人代言，也就很容易被幻化和自我幻化為正義的化身，很容易賺來喝彩。“窮人”因此成了言論界的香餑餑，窮人話語有如長江後浪推前浪，磅礴不絕。

不過這原本不是問題，主觀為己，還可以客觀為人，只要忠實於窮人，把代言窮人當作飯碗、當作求名求利之途，也未始不可。代議制條件下，國會議員不就主要靠為選民代言謀生嗎？如果代言窮人能夠職業化，代言人有專業精神，那麼這也不失為一個值得稱道的選擇。但問題是，窮人和代言人之間，並不存在代議制條件下，選民和議員之間法律上的信託關係。窮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窮人對這些代言人並無任何授權，也就沒有任何渠道，可以檢驗、可以制約這些代言人。窮人代言人事實上沒有任何法定義務對窮人保持忠誠，所謂專業精神就無從保障了。

於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一個令人扼腕的局面，就是窮人代言人的異化。某些鬥士在窮人話語場往往信馬由韁，只依據自己的需要，而無須對窮人負責。窮人到底處於何種狀況？到底需要什麼？他們不知道。他們甚至根本就沒有走到窮人中間，雖然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窮人跟他們隔得並不遠，窮人就在他們每天路過的街角，窮人就在他們的小區門外。與窮人咫尺天涯的他們，心理上跟窮人的距離要用光年來計算。說到底，他們不過是用窮人做符號來包裝自己而已。他們鋪陳窮人的苦難，往往只是要顯示窮人代言人的不可或缺；他們無節制地讚美窮人，往往只是要美化作為窮人代言人的自己。他們對窮人並無真正的感情和了解，所以他們的窮人話語，往往停留於口號，只有大膽的假設，而艱苦的求證過程則始終闕如。那一場場窮人悲情秀，秀的只是窮人代言人自己。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炮打茅於軾”之社會病理分析（4）

顯而易見，窮人話語的空前繁榮，往往不過是畸形繁榮，不過是具有娛樂性質的“正義盛宴”。作為主角的窮人，其實從“正義盛宴”中並沒有多少實質收穫，他們表面上被奉為神明，其實只是被當作題材，當作道具。轟轟烈烈的“正義盛宴”不過造就了有如過江之鯽的食客而已，窮人的悲慘遭際不過成就了他們的食利空間。

窮人話語場往往淪為名利場。這種背景下，像茅先生那樣試驗小額貸款，辦保姆學校，用市場經濟的手段幫助窮人脫貧致富；以及像溫鐵軍先生那樣創辦合作社，用非市場經濟的手段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以及像邱建生先生那樣致力於平民教育，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這樣用切實的行動去幫助窮人，無論其嘗試成功還是失敗，就都顯得特別可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