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森林被過度砍伐，大氣和海洋汙染日益嚴重。在德、法的倡議下，有關國家決心組建一個全新的環保基金，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發展中的全球環境汙染問題，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環保署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的牽頭下，各國就相關事宜開展談判，其協商的焦點是基金如何設立、如何執行。在審批權和否決權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分歧，會議不得不一次次地召開，會議地點也不斷的變更，經過長達2年的談判，最後的會議選擇在日內瓦的萬國宮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凌晨時分，會議各方終於達成協議。在2年的談判過程中，中國與巴西、印度、哥倫比亞等國密切合作，跟美日等進行了一次次的拉鋸。在回國的一次彙報中，領導問我有何感觸。我脫口而出：“在國際事務中，我悟出兩個道理，一個是財大才能氣粗，國家一定要強盛；第二是有實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攝服別人。”

1994年11月，奉國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國執行董事，95年4月，我升為正司級幹部。在世行大樓裡，在世行執董會中，我成了中國聲音的代表者。那年我37歲，是世行二十四個執董中年紀最輕的，但也是熟悉世行的　“資深級”的執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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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世行：從中國執董到秘書長（1）

“你去世行任高職，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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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沃爾芬森在行長辦公室請我考慮出任秘書長兼副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