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開始閱讀哈耶克的著作，並在10年後成為這位鼓舞了撒切爾夫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最佳詮釋者之一。85歲的哈耶克稱當時36歲的格雷的《哈耶克論自由》“不僅第一個完全瞭解了我的著作，而且使我的理念超越了那些我們討論的範疇”。 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不管他以何種方式闡述哈耶克或是以賽亞·伯林，他肯定還是自由主義陣營中才華橫溢的一員，他堅定地捍衛著市場與個人自由這樣的概念。但是當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後，我們日漸成熟的格雷先生，突然變成了另一種激進分子，他開始徹底否認他曾堅持的自由市場。 這種情緒在1998年出版的《偽黎明》中達到了一個高峰。格雷在書中將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市場比作一個美麗卻必將破滅的幻像，他相信全球資本主義天生就具有穩定性。在這本漏洞百出、判斷輕率卻才華橫溢的著作中，約翰·格雷自如地在19世紀的英國史與俄羅斯的黑幫資本主義間跳躍，思維線索穿梭於亞當·斯密與喬治·索羅斯之間。除了盡情舒展他無所不包的知識結構外，他還得出了一些與常規迥異的結論：1．從來就沒有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它必然是強政府的產物；2．民主與自由市場不可能共存，它們互為對手；3．計劃經濟已經死亡，新世紀中不會有兩種經濟體制，只有資本主義的多種形式；4．計劃經濟的死亡，並不意味著西方式自由市場的勝利，那些計劃體制國家很難變成同樣的西方自由市場……在他總結出的8條線索中，最為至關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蘇聯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美國為代表的經濟理性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啟蒙運動綱領的變種，而這種啟蒙綱領是用一種單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類文化的歷史多樣性。他在《偽黎明》中寫道：“全球自由市場是這種啟蒙綱領最新、也許是最後的形式。” 俄羅斯轉型遭遇的痛苦給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記，他在1989年至1990年時曾說，世界上最親西方的國家反而是後共產主義的（post－munist）俄羅斯，它的最基本目標就是加入西方的陣營。他回憶說：“（俄羅斯）這次變革不光改變了我的看法，甚至改變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義者那樣教條至上。我曾經認為哈耶克主義擁有一種極強的洞見力，但是它只適用於中央計劃尚存的歷史時期。而中央計劃經濟已經在這個世界消失，不復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經過時。而教條的市場自由主義者就變得像托洛茨基一樣，頑固、封閉、意識形態化。這一大轉變讓我變得不教條。我不認為自己的思想有什麼定式，哈耶克理解的問題已經發生了改變，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鉅變。” 但格雷這種解釋似乎並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評者相信，約翰·格雷向左派的傾斜源於更直接的個人投機行為，即在全世界向右轉的時刻。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實在沒什麼市場了。《Lingua Franca》雜誌2001年中一篇關於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漢郡大學諾曼·巴里的例證。作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與摯友，同樣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記得格雷曾哀嘆道，他不可能作為一名自由市場支持者而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教授席位。不過，比起這種讓人感到不適的推測，巴里對於格雷的另一種觀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與一名哲學家或思想家保持長久的聯絡，他必須不停地從一個跳到另一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我們正在步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3）
“約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學家，他不懂經濟。”牛津大學坦普頓學院的高階研究員阿蘭·魯格曼這樣評價前者對於全球自由市場的理解。的確，《偽黎明》中充斥著斷章取義的理解，它一點也不含糊地顯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經濟的運轉之道，或是跨國公司的經營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斷常常使人感到不適，並對作者產生懷疑。但它仍有一種奇特魔力，它誘惑你追隨充滿著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過經濟層面來觀察我們世界的哲學本質。我們可以尋找很多證據來證明20世紀90年代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與19世紀英國主導的全球化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一種自發性參與而非強迫的過程。但是當他說“全球自由市場不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鐵的法則，而是一個政治綱領”時，沒人能夠立刻質疑他的正確性。 約翰·格雷對於全球自由市場天生不穩定性的擔憂很快被兩次重要危機所印證，1997年至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說明，在日漸緊密的全球金融體系中，一場大火可能吞沒整個世界。而無論我們怎樣削弱“9·11”的歷史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