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與太平洋所受到的日軍壓力。因此，國際社會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發展，完全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看看中國究竟能夠抵抗日本多久。日本當然是有機會充分了解國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戰”的立場，但是日本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動手解決華北的時機。

平津既然淪陷，舉國震動，蔣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發表全軍將士的抗戰宣告，並且在內部高層會議之中，蔣介石極力為宋哲元違背中央指示，擅自撤離北平的做法辯護，認為目前是團結抗日的時刻，只要宋哲元繼續擁護中央抗日，沒有必要再追究責任，當天蔣介石下令財政部立刻撥款給二十九軍的後勤所需（當時地方軍的財務是獨立的，宋哲元不戰而丟掉平津，財源盡失，軍隊衣食立刻發生問題），並且在隨後發表的華北戰鬥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為第二集團軍司令，負責津浦線的防務，並將二十九軍擴充為三個軍的編制。

事實上，日本方面的不擴大派，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也曾試圖以和平方式來解決中日之間的衝突。在盧溝橋事變的訊息剛開始傳回國內之時，首相近衛文末、海相米內光政大將，外相廣田都認為，這可能是陸軍所蓄意製造的事端（這次到是冤枉了日本陸軍），但是日本政府在發現宋哲元一味退讓，以及日本海外駐軍一再地請戰之後，才認為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從中國身上多撈一些利益，以轉移國內的經濟與政治的壓力。

但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卻清楚地看出，中國很可能已經退無可退了，日本若要再進逼一步，中國必然會決死抵抗，而把日本陷入戰爭泥沼之中，蘇聯將會漁翁得利，更容易擊敗日本。因此石原曾經要求廣田外相，甚至是近衛首相，親自前往中國，進行和平訪問，此舉曾經得到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的同意，但是遭到軍部強烈的反對。石原甚至直接用無線電與駐屯軍的聯隊長牟田口大佐通話，要求駐屯軍撤離豐臺，避免與華軍在盧溝橋繼續產生衝突，當然石原的這個要求，引起駐屯軍少壯派軍官強烈的抗議。石原把動員國內部隊前往華北的命令也擱置了將近十天，但是最後日本受到宋哲元一再退讓的刺激，於是舉國狂熱，民氣沸騰，認為中國既然示弱，實在是大好時機（哪有現成的便宜都不撿的道理？），因而終於進行攻佔平、津的軍事行動，石原接著就被調職了。

其實日軍攻佔平、津後，日本內閣曾經要想就此逼中國簽下城下之盟，將永定河與海河與長城之間的地區，化為中立地區（按照日本的解釋，中立者，就是中國不得干預，日本可以操縱）、要求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國民政府撤出在冀察的所有機關、禁止全中國所有反日的活動、中日簽訂防共協定、對日本開放中國市場。這些條件，在八月十日由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向中國外交部亞洲司長的高宗武提出，但是這種喪權辱國的條件，當然是不可能被國民政府所接受的。

蔣介石終於決定，這是國民政府決心抗日的最後關頭，因此下令華軍，積極準備在華北與日軍決戰。但是在上海爆發中日虹橋機場的軍事衝突之後，日本海軍開始大量在上海集結，因此蔣介石決定將全面抗日戰爭的主力戰，移轉到上海。八月十三日，日軍在上海發動攻勢，十四日蔣介石發表抗戰自衛宣告，十五日，日本宣佈全國動員，成立作戰最高司令部大本營，並且下令成立華北方面軍與上海派遣軍的戰鬥序列，中日的歷史決戰，就此全面地展開。

19。9　七七事變的檢討

我們瞭解盧溝橋事變所引爆的中日曆史決戰，與當夜第一槍的歷史真相，以及志村菊次郎的失蹤復返，並無真正或必然的關聯。整個盧溝橋事件的真相是，事前既非日軍故意設計，而在事後也沒有立刻引爆全面的衝突。中日雙方最高階層對於這個事件一開始的反應，其實是比較傾向“不擴大”的立場。這個小小的事變之所以會擴大，主要原因是日軍的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與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硬要藉這個題目，擴大事變以拉高自己的威望，而當時駐屯軍的代理長官參謀長橋本群又壓不住現場狀況，造成中、日雖然達成解決的協議，很快的又被推翻，衝突越來越多，事情越鬧越大，日本的輿情更是出現狂熱的求戰情緒。

這時候，不但是關東軍與朝鮮軍的將校們，全部主張強硬對付中國，連日本的輿情，也是高喊日本必須拿出行動，懲罰中國的“無禮”，駐屯軍的部屬更是已經殺機已露，難以約束，人人都想利用這個機會立功，所以新任的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強烈的行動企盼壓力下，幾乎是別無選擇的要籍機立威。而唯恐天下不亂的日本海外駐軍將校們，更是拉幫結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