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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八路軍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編其它的武力，當然在必要時，也會消滅其它國民政府的抗日隊伍，因為“他們“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當然國民政府的部隊，也對八路軍採取反擊，後來在許多地區，造成國共部隊之間的對立，比對日軍還要嚴重＇1＇。

要論八路軍在八年抗戰中，唯一能夠稱得上戰略性攻擊的作戰，應該就是相當有爭議的“百團大戰“了，這是發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間，八路軍在沒有得到延安總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動地在山西與河北鐵路沿線一帶，對日軍進行主動、多點多線的攻擊作戰。

基本上，以“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來形容共軍在正式參加抗日作戰的八年表現，頗有深刻的見解，因為在整個全面抗日戰爭的八年期間共軍從一九三七年的兩萬八千人，發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萬人；從只在陝北的一點基地，擴張到華北、內蒙與東北，甚至在江南與廣東，都有共軍的據點，在抗日戰爭嚴重消耗中，可以說是成長驚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結論就是，在抗日戰爭中，共軍必然是全力發展而非全力作戰，才能有此驚人的成長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戰爭歷史中，總共進行二十二次的會戰中（雙方動員兵力在十萬人以上的作戰），共軍根本沒有在一次的會戰中，扮演過擔綱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戰役中（雙方參戰兵力在一萬人以上的作戰），共軍也很難拿出平型關作戰之外的例項，可以列入對日重要戰役的歷史之中，當然共軍在平型關作戰中，也只是參與其中一次助攻性質的伏擊戰而已，並非擔任作戰的主力＇2＇。

29。3　日軍的“治安肅正“及“三光政策“

那麼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共軍真正在那裡？根據歷史史實所提供的答案是，共軍在抗日的游擊戰中，是扮演了一個相當份量的角色，八路軍的游擊戰給予日本華北方面軍，帶來相當嚴重的牽制與消耗，造成日本華北方面軍，進行了多次的“治安肅正“作戰，最後甚至採用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來對付以八路軍為主的華北抗日遊擊隊。但是在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上，共軍多半隻進行小規模的游擊戰，或是屬於被動的“被掃蕩“反擊，而非主動的戰略出擊。只有共軍的百團大戰，可以說是唯一例外。

日軍在攻佔武漢之後，發現蔣介石雖然敗退到中國西南邊區，但是仍然拒絕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決定扶植漢奸政權，進行以戰養戰以及以華制華的戰略。問題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脅利誘的方式，找到一些願意出賣國家民族的敗類，但是這些漢奸所組成的政府，卻得不到人民的信任與支援，因此效率極低。更大的問題是，由於各種游擊隊與敵人地下組織的興起，有效牽制了漢奸政權的運作，這些漢奸政權一旦離開日軍的火力支援範圍，幾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擊隊與敵後的地下組織，對於漢奸政權人員與家屬的威脅，也是造成偽政權無法展開運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華制華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順利，也就影響到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目標，所有日軍決定要針對中國的抗日遊擊隊，進行徹底的掃蕩，而中國敵後地區的游擊隊，又以中共的組織，發展得最為快速，中共遊擊隊的作戰能力與生存韌性也最為強勁。所以日軍大本營要求華北方面軍，在游擊隊活動最多的地區，特別制定了“治安肅正“作戰方案，以徹底掃蕩中國游擊隊的活動，以為日本所扶植的漢奸政權，設立一個可以運作的環境。

日本華北方面軍的治安肅正作戰方案，總共分為三期進行，先後由三個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駿、岡村寧次來執行。日本整個華北方面軍的部隊，幾乎全體動員，北起內蒙的長城線，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總共包括了內蒙、河北、山西、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地，對於游擊隊進行全面掃蕩。

這時，日軍才真正領教到八路軍游擊隊的作戰能力，靈活變化、出沒無常、攻勢凌厲、韌性極強。日軍追擊時，還會隨時遭到游擊隊的反包圍與反突擊，造成治安肅正作戰的成功相當有限，日軍的傷亡與損失，則是相對的增加。特別是在岡村寧次出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對於如何掃蕩八路軍的游擊隊，有著極其兇狠與殘酷的手法，以殺光、燒光與搶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讓華北八路軍游擊隊活躍地區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