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不要忘記，香港發展得最好的日子——窮人生活改進得最快的——是完全沒有最低工資或什麼重要的勞動法例的。同樣，中國窮苦人家生活改進得最好的幾年，絕對不是靠這些法例——正相反，是靠沒有這些法例約束著。

（二）取消所有樓房買賣政府要抽的稅。這會協助穩定正在下跌的樓價，對人民的財富預期是有幫助的。

（三）以企業減稅的方法來穩定股市，比出錢救市高明得多。過了目前的困境再算吧。

（四）貨幣的政策與制度要大幅修改，不要把西方的出現過那麼多問題的制度引進。這項不能急，而困難還是有爭議存在。舉個例，在基礎上，蒙代爾和我對貨幣用途的看法沒有兩樣，但怎樣安排卻意見不同。要找機會跟他坐一下來研討一下。英諺有云：有道理的人，只要大家明白，永遠是互相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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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勞工比我的兒子矜貴了

（2008…09…30　07：57：52）

很多年前——七十一年前吧——母親抱著我說：「牛耕田，馬食谷；父賺錢，子享福。」我問：「馬兒不是吃草的嗎？怎會吃起谷來了？」不記得母親怎樣回應。她的智商比我高，從小就鬥她不過。

父賺錢，子享福——天下間不可能有更大的真理。兒子四歲開始入學，今天三十六歲了，還在大學進修。歷來成績好，不需要他養我，沒有理由要求他趕著去賺錢。在醫院每星期操作七十多個小時，也沒有理由要求他放棄應有的操作。除稅後他的月薪不到三千美元，每小時算工資比不上一個香港的小學教師。如果兒子不再深造，出去賺錢，四倍收入容易。他要繼續學下去，我找不到理由反對。兒子勤奮好學，也喜歡花點錢。我對太太說：「補貼他一點吧，花錢可以鬆弛一下，兒子神經出事我們豈不是輸光了？」

說沒有心痛過是騙你的。不久前給兒子電話，找了幾次才找到。我問：「為什麼不接電話呀？」他答：「三十個小時沒有睡了，很累，但還要繼續。」「為什麼呢？」「一個兩歲大的孩子病重，能活下去的機會不高，希望奇蹟出現，我不能讓他死去。」「沒有其它醫生替代嗎？」「有的，但這個孩子是我的病人，我要跟進。」我只能回應：「你做得對，醫生是要這樣做才對的。」

二十多年前，兒子在香港唸書，暑期讓他到海運大廈商場的一家玩具店作散工。因為兒子的英語流利，對外籍小朋友推銷很有兩手，店子的老闆重用，每天下午工作六個小時給他二百五十港元。我精打細算，兒子拼搏六個小時後要到食肆大吃一餐，來去要不是司機接送就是坐計程車（父賺錢也），總成本近四百，收入二百五十，要虧蝕。但我還是鼓勵兒子做下去。在玩具店工作是沒有什麼知識可以學得的。我對兒子說這種工作可以訓練他的幹勁與耐力，可以教他怎樣才算是把工作做得好，也可以讓他知道，事無大小，責任總要有個交代。今天兒子不論工資，每星期工作七十多個小時，算是學會了。

我不懷疑兒子的際遇與機會，比今天國內的勞工高出很多。問題是在新勞動法下，國內的員工每月不能超時工作逾三十六個小時，也即是平均每星期工作時間不能逾四十八個小時。這些勞工怎會變得比我的兒子矜貴了？說是國家愛惜勞工嗎？當然是，應該是，但有誰會相信，國家愛惜勞工勝於我愛惜自己的兒子呢？要為勞工爭取上進的機會嗎？愛惜他們，不讓他們多勞，這機會怎樣算了？國家為工作時間設了上限，可不是勞工的意欲，是哪個天才想出來的呢？蠢到死！

我自己昔日求學的經歷，遠不及今天自己的兒子那麼寫意，但要比國內的勞工好一點，好不太多。父親早逝，母親愛惜，但我沒有求過她一分錢。在多倫多沒有大學收容，什麼工作都做，較舒適的是在攝影店的黑房工作，每小時加幣一元。後來轉到洛杉磯加大就讀，機會難逢，看到前途，就拼搏起來，每星期的工作與讀書時間加起來約九十個小時。我不是例外。從香港去的學子，除了幾個嬌生慣養的，一般都工作「超時」一倍。有到火車站搬行李的，有敲門售貨的，有到唐人街洗碗或企枱的。我自己嘗試過的工作，足夠寫一本厚厚的書，不寫也罷。勤奮負責，不乏僱者，後來成績好，有獎學金，也有研究助理或教書助理的工作，應接不暇也。

比較過癮的是進入研究院之前，粗下的工作免不了，我的發明，是與一位同學合資，五百美元買了一部舊皮卡車（pickup　truck），加五十美元買了一部用汽油的舊剪草機，到處敲門替人家剪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