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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沒有任何數學的文章，多個假設與不同係數翻來覆去地純用文字表達。巴賽爾讀得開心，叫絕，說擺明要用數學證明的我純用文字全部證了出來，他和另一位數學經濟同事找不到錯處。這篇文章結語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要看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市價的決定是競爭的結果，也是重要的。但這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減價可以幫助約束行為，所有合約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減價促成。」

在同一結語中，我舉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經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陳辭。置地是當時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認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人說，公司是刻意地把寫字樓的租金調低，約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他稱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隊等位，他們可選租客，而租客見有人等位，交租會較為準時，也會較為遵守租約指定的規則。

後來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　theory）來自優座票價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為「購買」，這新理論是說，僱主刻意地把工資提升，高於他們可以聘請之價，是趕驢子的故事：前有紅蘿蔔，後有棍子。工資提升，員工較為賣力，是紅蘿蔔，而有人排隊等職位，則是棍子了。這理論的漏洞多得離奇：紅蘿蔔與棍子分不開；市場所有僱主皆用此法，何來棍子了？所有工資皆紅蘿蔔，要怎樣算才對呢？

效率工資的一個主要用場，是解釋失業：工資不易向下調整，所以失業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諾獎得主到港大講話，講效率工資與失業的關係。我在場作主持，他講後我搶先提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一般用件工合約，而獎金制也普及，純時間工資的不多見，你的理論怎樣了？」他無從回應。多知世事就佔了先機！

從來不否認較高的薪酬會有較佳的工作表現。曾經打趣地說過，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個字，我的文章可以寫得像蘇東坡！老人家也真倒黴，雖然沒有誰會貶低老人家的本領，但也沒有誰會那樣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問題是從海外迴歸的經濟學後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氣候的效率工資理論來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勞苦大眾！

是的，這幾年，無論是支援人民幣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資，或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或大談經濟轉型，等等的言論，我都看到效率工資理論的影子，看到座位票價，看到香港置地。迴歸新秀加進去的發明，是紅蘿蔔與棍子再不是由私營企業的老闆決定，而是由政府強制。這算是什麼學問了？

座位票價影響了老人家，老人家例舉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響了效率工資，效率工資影響了迴歸新秀，迴歸新秀影響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趕回鄉去耕田。是幻想嗎？還是神州大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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