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中國應該統一，不統一就不能勝利。”“我們早就要求全國統一。”

但是應該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否則，中國就會滅亡。近來，中國內部的漢奸，“破壞抗戰，破壞團結，向後倒退，也更加積極了。他們想使中國大部投降，內部分裂，國內打仗。”國民黨中央制訂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其內容全部是反動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不利於抗戰，不利於團結，不利於進步的。”國共合作抗日，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黨派是友黨，不是“異黨”。“什麼是‘異黨’？日本帝國主義是異黨，汪精衛是異黨，漢奸是異黨。”現在“要限制日本帝國主義者，要限制江精衛，要限制反動派，要限制投降分子。”

9月16日，毛澤東又發表《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重申國共合作抗日的根本政治原則，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的敵人，國民黨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敵人，兩黨不應該互相反對，互相“限制”，而應該互相團結，互相協助。絕不能做“親痛仇快”之事。對於反共磨擦事件，毛澤東直率的告訴記者說：“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心犯人。”＇《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90頁。＇

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反投降、反分裂鬥爭，在全國各地迅速、深入地發展。

1940年初，香港《大公報》披露日本與汪精衛簽訂的所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密約內容，全國各地又掀起以討代汪精衛賣國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反投降運動，各地、各界紛紛舉行討汪運動周，召開群眾性討汪鋤奸大會，發表通電、宣言，既討伐汪精衛的賣國罪行，又揭露、批判抗戰營壘中暗藏的類似汪精衛之流的投降派。2月1日，延安各界召開群眾性討汪大會，全場義憤激昂，一致聲討汪精衛的賣國投降罪行，擁護抗戰到底。毛澤東、林伯渠出席並作了演說。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說中，強調要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一方面，要團結一切進步勢力，團結一切忠於抗日的人，另一方面，要反對一切喪盡天良的壞蛋，反對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目的就是為了力爭時局好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會後，通電全國，向國民黨提出10項要求：全國討汪；加緊團結；厲行憲政；制止磨擦；保護青年；援助前線；取締特務機關；取締貪官汙吏；實行“總理遺囑”；實行三民主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抗日軍民和各抗日黨派開展的反投降、反分裂鬥爭，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在政治上爭取了中間派，孤立了國民黨中的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對於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分裂國共合作、誘逼國民黨投降的陰謀，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編　轉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險，堅持團結抗戰

第三節　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1月中旬，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全會透過以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新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導下，國民黨頑固派發布了《處置共黨問題的新辦法》和《剿辦冒稱抗日軍的命令》，動用國民黨的中央軍對付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時，在政治上發動進攻，提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叫嚷要取消共產黨。

中央中央對於國民黨頑固派可能出現動搖妥協與分裂倒退的嚴重危險，早在1939年7月起，就先後多次向黨內發出指示，分析形勢的特點，提出應該掌握的政策和策略，要求全黨，提高警覺，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準備應付突然事變。

12月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出指示，強調指出：“敵人的軍事掃蕩及政治陰謀定會加緊”，“友方的磨擦定會加多”。“根據這種形勢我們的總方針應當是：堅持對日寇的游擊戰爭，堅持自己已得陣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爭取我們力量在各方面的優勢，爭取政權，深入群眾工作，與頑固分子堅決鬥爭”。＇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208頁。＇

中共各地方組織和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大力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密切注視國民黨頑固派在各地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