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政權”；取消苛捐雜稅，改善工農、貧民、士兵生活；釋放愛國政治犯，“保障抗日民眾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武裝之自由”。＇河北省政協文史會：《馮玉祥與抗日同盟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頁。＇

同時，還透過了軍事問題、財政政策、軍隊政治工作與協助民眾運動和軍委會組織大綱等決議案。大會根據軍委會組織法，決定組織抗日同盟軍軍事委員會，作為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領導機關，負責處理同盟軍的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等重大事務。會議選舉軍事委員35人，候補軍事委員29人。爾後，由軍事委員會互推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宣俠父、張慕陶等11人組成常務委員會，徐惟烈任秘書長，馮玉祥為常務委員會主席兼總司令。

至此，同盟軍抗日準備基本就緒，察省出現了抗日救國的大好形勢。但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卻對此坐臥不安，責令北平軍分會取締同盟軍又找不到藉口。於是大肆造謠誹謗，攻擊馮玉祥“勾結共產黨”，“勾結蘇俄”，“別有他圖”，甚至誣稱馮“名為抗日，實為聯日”等等。但馮不為蔣、汪的攻擊所動，針對他們的誣衊，先後採取了三項措施：

第一，適當調整同盟軍工作方針，放棄內外一樣紅的“胡羅卜”方針，採取“內紅外不紅”的“西瓜”

方針。

第二，通電全國，逐條批駁南京、北平方面的攻擊、鄭重宣告，他“只知反對屈辱妥協，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國聞週報》第10卷第24期。＇

第三，請各報記者到現地採訪報道，讓全國瞭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馮玉祥對上海《時事新報》記者說：“中日雙方所商停戰協定，其範圍僅限於河北及平津，察哈爾從此益陷於一髮千鈞之境，本人乃當仁不讓，起而自衛。”他表示：“我決不離開張家口，等著敵人到來，我要和他拚個你死我活，我如離開此地；我就是怕死。”＇《時事新報》1933年6月21日。＇　這些話真實地反映了馮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誠之心。

（二）進行察東戰役

同盟軍軍事委員會成立後，即針對察東四縣失陷，日偽軍可能進攻張家口的形勢，組織了收復察東的戰役。為打好這一仗，馮玉祥調集方振武的救國軍、吉鴻昌的第2軍、鄧文的第5路軍、張凌雲的第6軍、李忠義的第16軍等部組成北路軍，以方振武為前敵總可令，吉鴻昌為前敵總指揮，統一指揮作戰。北路軍分成左右兩路，分別由吉鴻昌和方振武兼總指揮，於1933年6月21日開赴張北附近待命。共產黨員掌握的第2、第5師均為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張北的察哈爾自衛軍張礪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裝亦配合行動。

6月22日，張礪生部首戰康保，經3小時戰鬥，守敵崔興武部向東逃竄，同盟軍收復康保。23日，同盟軍兵分兩路：左路軍吉鴻昌、鄧文、張凌雲、張礪生部進擊寶昌；右路軍李忠義部直趨沽源。

沽源偽軍劉桂堂部於26日通電反正，使偽軍張海鵬之一部陷於孤立，同盟軍擊退該部，收復沽源。7月1日，左路軍在寶昌外圍痛擊偽軍張海鵬、崔興武等部。偽軍遭打擊後東逃多倫，寶昌又告收復。同盟軍完全收復察東三縣後，又乘勝發起多倫戰鬥。

多倫為察東重鎮。它既是冀、熱、察、蒙之間的交通樞紐，又是塞外商業中心和軍事要地，日本把它視為攻掠察綏兩省的戰略據點。多倫城由日軍騎兵第4旅和偽軍一部固守，城外築有八掛炮臺32座，及內外交通壕和電網等工事。根據敵情、地形，7月4日，吉鴻昌在大榆樹溝主持軍事會議，決定集中4個師，採取先發制人的方針，一舉攻克多倫。其部署：以張凌雲部為左路，以李忠義部為中路，以劉桂堂部為右路，以吉鴻昌、鄧文部為總預備隊。會後，各路部隊向多倫外圍地域集結。7日23時，同盟軍分路向多倫發動進攻。日偽軍憑藉工事與火力，拚命頑抗，攻城部隊奮勇衝擊。經過兩天三夜激戰，至10日晚，吉鴻昌見久攻不下，乃親率敢死隊，赤膊匍匐前進，連續三次指揮登城，均未奏效，傷亡200餘人。

11日拂曉，同盟軍又數度攻城，突遭日機轟炸，傷亡甚重，乃暫退原陣地待機。為擾亂敵人後方，吉鴻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餘人，化裝成偽軍潛入城內。12日晨1時，吉鴻昌利用夜暗再次組織猛攻。當攻城部隊接近城垣時，潛入城內的部隊立即鳴槍響應。敵聞變大亂，同盟軍乘勢從北、西、南三門攻入城內。經3小時巷戰，日偽軍殘部從東門逃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