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存亡的危機，全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動軍事“圍剿”的極端艱苦的鬥爭條件下，首先主張武裝抗日，並引導工農紅軍和人民群眾，把國內革命鬥爭與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愛國運動結合起來，同時號召全國人民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堅決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中國。東北軍部分愛國官兵和東北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組成的東北義勇軍，違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的命令，奮起抗戰，給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當東北各地義勇軍的抗日武裝鬥爭從一度高漲轉向低潮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卻在鬥爭中不斷壯大，逐漸成為東北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核心力量，使東北的抗日遊擊戰爭進入發展的新時期。在此期間，駐上海地區的國民黨軍愛國官兵，衝破國民黨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奮起保衛淞滬，也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這些為保衛中華民族獨立而戰的抗日武裝，打響了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挫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從而得到了全國和國際正義力量的重視和聲援。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擴大侵略，中國軍民進行長城、察哈爾抗戰

第一節　日本侵華的新步驟及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政策

一、日本擴大侵華戰爭的新步驟

全面滅亡中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既定國策。但由於日本受其國力、軍力和國際等條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實現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陸軍當局在侵華作戰的基本點中明確提出：“因對蘇必須嚴加警戒，所以對華作戰必須極力縮小規模，以最少兵力盡速達到作戰目的。”“要始終把戰爭限制在華北、華中或華南一個方面，這是根本方針。”“只在一方面作戰不能消滅中國的武力，因此應只佔領必要地區。如此持續下去給中國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國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第101頁。＇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以後，熱河、冀東便成為其窺伺的目標。1932年1月日軍佔領錦州後，曾企周乘機侵佔熱河，只因當時忙於對付東北抗日義勇軍，製造“一·二八”事變，拚湊偽滿洲國，應付國際聯盟調查團的調查，而未能付諸實施。1932年下半年以後，形勢有了新的變化，日本又將侵犯熱河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在日本國內，犬養毅內閣加速經濟軍事化，使日本的經濟迅速向戰爭經濟轉變，出現了一批與軍事工業、殖民地經營及軍部勢力緊密勾結的新財閥，舊財閥的軍事化傾向也大大加強。從而更加激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慾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

1932年5月15日軍部少數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槍殺了首相犬養毅。22日，組成了在軍部指導下的齋藤實聯合內閣。它標誌著日本式“政黨內閣”的結束和軍部法西斯體制正在形成。在國際上，“九·一八”事變後，社會主義蘇聯從道義上支援中國。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各自的利益，對日本侵略中國採取兩面態度：一方面對日本企圖獨佔中國市場不滿，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蘇、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國希特勒上臺，建立法西斯專政，標誌著戰爭策源地開始在歐洲心臟的形成。美、英、法等國的綏靖態度和德國納粹的上臺，助長了日本擴大侵略的氣焰。在中國內部，“九·一八”的炮聲，激起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怒濤，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已成為全民的呼聲。但是蔣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卻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堅持對外不抵抗和對內進行反革命內戰，給日本擴大侵略以可乘之機。與此同時，中國東北風起雲湧的抗日鬥爭遭到日本關東軍的瘋狂鎮壓。到1932年底，幾支較大的抗日義勇軍均遭挫折。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認為：可以“調頭把聖戰指向熱河省了”。＇〔日〕參謀部：《滿洲事變作戰經過概要》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9頁。＇

日本這次擴大侵略的主要企圖是：侵佔熱河，逼迫中國國民黨政府承認長城沿線為偽滿洲國的邊界線，並在長城以南製造一個非武裝地帶，以擴大佔領區，鞏固其對東北三省的殖民統治，為全面入侵華北以至全中國開啟方便之門。在侵略步驟上，採取兩步走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