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從開頭，到中間，到最後的處理，都是錯誤的，是不妥當的。人民內部的矛盾，本來沒有那麼緊張，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決的，可以採用小民主的辦法解決的。但是，我們卻有意把這個矛盾弄成對抗性的，人為地、主觀地把非對抗性矛盾轉變為對抗性矛盾。”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在基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少奇很重視，特別作了分析。在廣州，我們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內港工人鬧事。原因是那裡的800多名工人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班次調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內要求工人義務勞動蓋集體宿舍，而房子蓋好了，卻通通分給職員、幹部和家屬住上了，工人很不滿意，於是鬧事。對於這件事，少奇講：“我看這個問題主要也是領導上的問題，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有些負責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這樣的看法就不好，這樣處理問題他們就不會去商量，就不會實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眾就不能服氣。因此，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連小民主都不允許，就是靠命令列事，人民不準鬧，鬧了就壓。不允許用小民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其結果必然要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種路線，就是跟群眾講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眾一樣，群眾有問題跟他們討論，說清楚。群眾一時不清楚，要鬧事也可以，允許他們開會、寫信，允許他們告狀、請願，也允許他們遊行，要罷工也可以，不過，我們是不主張罷工的……我們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時，經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4月上旬的一天，少奇同志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返回北京。原來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要來中國訪問。少奇同志當時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必須由他出面接待。少奇同志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專題調查，也就到此結束。從北京到廣州，沿途停下來調查的地方有：保定、石家莊、欒城、邯鄲、新鄉、鄭州、許昌、武漢、長沙、株洲、衡陽、廣州，時間將近兩個月。一路上，少奇找省、地、縣幹部談，找普通的工人、農民、學生談，瞭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對當時人民內部矛盾的各種表現、產生原因和處理方針，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4月11日，我們的火車沿京廣鐵路返回，14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伏羅希洛夫就到了。少奇和毛主席等一起到機場迎接。24日，少奇到上海陪同伏羅希洛夫參觀訪問。在上海期間少奇和我看望了宋慶齡。27日，少奇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這篇講話後來收入《劉少奇選集》，其內容是少奇長期思考的結果，是這次五省調研的總結，是少奇對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貢獻。

電子書　分享網站

1959年廬山會議

黃崢：光美同志，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來又接著開八屆八中全會。您陪少奇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請您介紹一下少奇同志出席會議的有關情況。王光美：這兩個會議，就是人們常說的廬山會議。關於廬山會議的情況和經驗教訓，近幾年發表的文章和著作很多，我也從中瞭解到不少原來不知道的情況。我記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車從北京去武漢的，準備到武漢後再轉赴廬山。鐵道部派了一部專列。乘這趟專列的除了少奇同志，還有朱德同志、彭德懷同志。鄧小平同志因為摔了一跤傷了腿，在家休養沒有上廬山。從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專列停車，我們常看到站上堆放著一堆堆碎鐵。夜間，有時看到鐵路兩旁火光沖天，原來是在大鍊鋼鐵。人們把大樹鋸成段，再將樹段燒成焦炭，然後用它鍊鐵。有次看到大路上運樹段的推車排成長龍。我不懂鍊鐵方面的技術，但也看出這樣做是胡來。專列停站時，有時候少奇和我下車散步。彭老總有時也下來散步。我們在一個車站看見堆著一大堆廢鐵，仔細一看，好多是鐵鍋砸碎後的鐵片，是為大鍊鋼鐵用的。彭總看了很生氣，對這種做法很有意見。我聽了不敢說話。到了武漢，少奇和我住在武昌，離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這之前他剛去湖南視察了一圈。到武漢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長江裡的船上碰頭開會，開完會願游泳的在長江游泳。主席囑咐讓我也一起去，邀請我和他一起遊長江。我會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學的，所以主席有時游泳會叫上我。我記得這天在船上參加開會的有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總，還有李井泉、柯慶施等，好像田家英也在。這條船的船舷上安了個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