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圓滿的解決。後來在碰到這類事件時，少奇同志一再強調，確定一樁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質，關係至為重大，因為要涉及一批群眾，會牽連很多家屬；鬧事的原因是複雜的，要嚴格區分兩類矛盾。透過現場調查和處理問題，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混雜在一起的時候，首先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樣比較妥當，不會傷害好人。他還說，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時刻不要忘記，我們的目的是團結，不要為手段而忘記目的。少奇同志認為，當幹部群眾發生矛盾時，領導幹部應當把複雜的情況毫不含糊地對群眾講清楚；屬於我們工作上的缺點、錯誤，一定要向人民群眾作認真的自我批評；對群眾的錯誤思想或過高要求，要耐心說服，循循善誘；至於群眾合理的要求，如果暫時不能滿足，也應當把真實情況向群眾講清楚。他說：“群眾是自己人，應向群眾講真話，不許騙人。共產黨人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也應該相信群眾是講道理和服從真理的。”3月1日，我們到達鄭州。省委書記吳芝圃同志聽說少奇同志來了，從北京趕回鄭州。黃崢：少奇同志和你們調查組從北京出來的時候，毛主席在1月份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只是提出要好好研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還沒有發表那篇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主席的那篇著名講話是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的。那時少奇同志已經離開北京了，所以他沒有直接聽到毛主席作的這個講話。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同志在北京開會，他應該是聽了毛主席的這個講話的。王光美：是的。吳芝圃同志回到鄭州，向少奇同志彙報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少奇聽後很高興。黃崢：毛主席的這個講話後來發表在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時經過了若干重要的補充和修改。在公開發表前的這段時間裡，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由於當時對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在講話稿的整理過程中加進了一些原來沒有的內容，如強調階級鬥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等。這些論述，同原講話精神是不協調的。王光美：是這樣。不過吳芝圃同志向我們傳達的時候還沒有這些內容。在河南期間，少奇和調查組分別聽取了河南省委，鄭州、洛陽、許昌、信陽等地市領導的彙報，還找來大學校長、工廠廠長談情況，召開了鄭州回民中學，鄭州五中、三中，鄭州師範，許昌一中、二中，許昌師範等院校的師生座談會，還多次下基層考察，聽取意見。3月7日，我們離開河南到達湖北武漢。這期間調查組的同志走訪了許多工廠、農村，3月9日再次向少奇作了彙報。湖北省、武漢市的同志彙報了湖北的主要問題：工人、學生、農民和幹部間的矛盾很突出，各地都有鬧事。少奇在3月10日對武漢市的領導宋侃夫、楊清、黎知等同志的談話中再次講：對人民內部的問題要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同時也要教育工人用這樣的辦法對付官僚主義；即使人民用對抗性辦法對付我們，我們也要先退一步，用非對抗性的辦法來處理；自己有錯誤即要承認，要是非分明，相信群眾。3月11日，少奇在武昌特別聽了省委書記王任重同志彙報的大學教授們提出的意見。省長張平化同志講到，1956年以來湖北發生工人鬧事33起，涉及2000餘人，並主要集中在武漢市。他們倆談得都很具體。少奇提出：“群眾鬧事的原因主要是領導有官僚主義。沒有官僚主義，即使群眾有過高的要求，一講就通了……不要把黨和人民群眾分為兩家、對立起來，不能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無不是的領導幹部，否則群眾不服。長此下去，共產黨豈不脫離人民，蛻化而被推翻？黨、團、工會幹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他表揚了武漢第五發電廠。這個廠處理矛盾堅持說服，效果較好。隨後的幾天，武漢重型工具機械廠、中南第一基建公司、武漢鋼鐵廠、武漢冶金建設公司、武昌縣、武漢長江大橋建設局等單位的同志，先後向少奇同志作了彙報。少奇還參觀了武漢大橋和公私合營裕華紗廠。在同廠長、黨委書記的談話中，少奇提出：要真正信任技術人員，發揮他們的特長，使他們有職有權；對他們的工作不要隨便干涉，技術上實行總工程師負責制。16日，少奇在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作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著重提出：“人民內部矛盾的非對抗性，具體表現在領導與群眾之間，解決的辦法是以團結為目的，用小民主的辦法及時解決。”他特別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