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嗎？用得著舉手敬禮嗎？此時此刻，較之氣惱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詫異和悲哀。

時過不久，我去北京大學開一個學術研討會暨季羨林老先生九十華誕慶賀會。聽完季老關於東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的進一步高談闊論，聽完###的賀詞，聽完李肇星（　季老的學生　）的講話，看完敦煌飛天舞（　同季老的東方學有關　），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學者及其他幾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這位北大教授極健談，而談得最為繪聲繪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司局長來校，北大隻由副處長接待（　“處長太忙”　），副部長來校難得見到副校長（　“副校長上課去了”　），校長找部領導時讓秘書打電話（　“校長正和李政道交談”　）……總之就是說北大基本不把“官兒”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權力面前保持學者、學府的尊嚴。我聽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長（　或副局長　）敬禮的滑稽場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記得美國思想家加爾布雷恩說過：“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它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它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於人們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後當然聚焦於大學教育。可以說，大學之大，不取決於其校區面積之大，不取決於其師生數量之大，不取決於其設施規模之大，不取決於投資款額之大，而在於是否大氣——是否具有藐視官本位意識和世俗價值觀的孤高之氣，是否具有引領國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氣，是否具有敢於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凜然之氣。有此氣，再小亦大；無此氣，再大亦小。大學之大，惟在氣大而已。試想，一個在校期間看了向局長致敬表演的學生，畢業後能夠向真理致敬、向學問致敬、向人民致敬嗎？幸好校方來個“堅壁清野”，沒讓學生瞧見。這至少說明校長們畢竟不好意思，曉得這玩意兒不是大學應有的光彩表演——“知恥近乎勇”，大學還有救。

。。

身為教授

日前搭計程車回家，路上司機跟我聊了起來。由天氣聊到暖氣，由暖氣聊到採暖用煤，進而提起頻發的煤礦事故。這位大約年過五十的司機顯然有些激動：“這樣子下去怎麼得了啊！那不是別的，可是人命啊！燒暖氣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換來的啊！煤礦工人太慘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車進校園，他轉過臉很認真地說：“看來你是教授，是知識分子，寫文章把這個寫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樣走進書房，但沒能像往日一樣馬上工作。我對著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靜。身後就是暖氣片，書房像往日一樣煦暖如春。

我下過煤礦，下去參觀。井下，礦工們不出聲，不說話，不笑，臉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獨白眼珠和偶爾閃露的牙齒格外白，頭上礦燈如螢火蟲。參觀之間，有的地方須爬洞而過，稍不小心就會把煤渣石渣嘩啦啦碰落下來，甚至落進脖領裡……給我最強烈的感覺就是和死貼得太近了，簡直聽得見死的喘息。出井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礦工一個月掙一萬我也沒意見”！第二句話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過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種種城裡人待遇。至於野外的礦工們一個月掙沒掙到一萬元，有沒有類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從沒把書房的暖氣同礦工們的血汗以至生命聯絡在一起。

是的，煤礦作業未必需要我這個教授，但我這個教授一定需要煤礦。沒有煤礦和礦工們的勞動，冬天就沒有煦暖如春的書房，甚至因為沒電而擰不亮檯燈發不了傳真上不了網。可是我為礦工們做了什麼呢？任教二十多年來沒教過一個礦工子女，大量讀者來信中沒有一封來自礦山……文章固然寫，但沒有哪一篇寫到礦工，而和許多教授一樣，寫的是論文——為了提職稱保崗位拿津貼寫的據說包括自己在內平均只有4？郾5個人看的所謂學術論文。

於是我不能不質詢自己：我是教授嗎？我是知識分子嗎？我是教授兼知識分子嗎？我一時無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對自己的身份、角色產生困惑和懷疑。

應該說，教授一是專業人士，一是知識分子。作為專業人士，他要把自己的專業知識教授給學生同時進行專業領域的研究；而作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必須體現社會和時代的良知。也就是說他要對“太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寫文章和發言。如果他對此視而不見、麻木不仁，那麼他就放棄了知識分子必須承擔的責任、義務和使命，從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尤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