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於明代後期處於危機深重的國家來說，無疑會是雪上加霜。尤其是王學中的“無善無惡”之說，更是讓有現實感的東林名士們深惡痛絕。

什麼叫無善無惡，顧憲成他們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宣揚的是一種可是可非模糊善惡標準的理論，就這理論來說到無妨，可是為虎作倀，成了為朝廷中的庸碌腐敗官員張目的工具。人家王陽明不是說了麼，人是無善無惡的，那麼就是有再多的醜陋行徑也稱不上惡了。相反那些勤懇塌實為朝廷做實事的人就遭了殃，你做得再好也等於零，善和惡是沒界限的。這還得了，在王學末流的曲解宣揚下，簡直連是非善惡的道德標準都被取消了，怪不得那幫人只能“空則一切解脫、無所掛礙”去了，顧憲成把王學的無善無惡歸結為兩個字，一是空，一是混，說他這種學問就是混淆是非的，勢必會為那些胡作非為的人提供理論依據，勢必會混惡為善。以善為惡，將仁義禮法等一切善的東西都歸結為惡的結果。高攀龍也不放過王陽明的這個學說，抨擊說無善無惡崇尚的“無”，其實這是大亂之道，這樣的學說只能成就惡的發展，而真正擯棄了善。他引用方本庵的那句話說：“見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國家；見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國家。”，一言中的，高攀龍所提倡計程車大夫應該有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精神，而不是需要那群食朝廷俸祿計程車大夫，無所事事不分善惡地大談心性。顧憲成更是具體分析了無善無惡的流弊，它不但助長了鄉愿惡習，也出脫了小人埋藏了君子：

無善無惡四字最險、最巧。君子一生兢兢業業、擇善固執，只著此四字，便枉為了君子，小人一剩猖狂放肆，縱意妄行，只著此四字，便樂得做小人。《論語》雲：“埋藏君子，出脫小人”，此八字乃“無善無惡”四字膏肓之病也。

——《還經錄》

很明顯，顧憲成所談的君子不是道貌岸然的無用之徒，他幾乎所有的觀點都從天下出發，從國事出發，他所謂的君子一般都是同情百姓對腐敗的朝政直言敢諫的官吏和文人。當然，那些小人主要也是指在朝廷中只追求己身的功名利祿而甘於依附腐敗勢力的官員。我們也可以隱約看見，其實東林學派與當時務虛的學風之間的爭論也不是偶然的。它這必然是當時社會危機深重的產物，顧憲成的眼光清醒而獨到，所以他必須把這些時代病指正出來，為的是什麼，顯然是為朝廷為天下。顧憲成心裡其實有極深的儒家情節，這種情結也逼著他對程朱理學進行批判和繼承。他反對王學是眾所周知的，但他也反對程朱理學中的不合理成分，比如程朱理學中講的訓詁詞章之學以及一些脫離實際的抽象教條，與社會無益，顧憲成就極其反對。當然理學中的經世致用的理性精神，顧憲成和他的東林學派還是一脈相承的。

東林名士（6）

萬曆三十五年時，不知道朝廷怎麼又想起了這個在江南講學的顧憲成，準備啟用他，第二年他就被任命為南京光祿寺少卿，其實他已不怎麼想當官了，在東林書院，他見著一批批的有識之士走向全國各地，心裡已很滿足，但任命來了，自然還得去，走到丹陽，頭痛的舊病復發，乾脆回到無錫講學。回來講學的一兩年中，由於東林書院的影響太大，因為一次縱議國事的事還引起朝廷官員對東林講學的非議，攻擊象潮水一樣湧到顧憲成和高攀龍的耳邊。有的人建議時局紛亂，不如東林書院規定的會講不要再舉行了，但顧憲成認為越是時局紛亂，越需要這樣的講學，讓士子們在國家危急關頭討論政事本身就是東林書院開辦的宗旨之一。書院的會講風雨無阻，一切依舊。

萬曆四十年的五月初夏，顧憲成病倒在了東林書院講席上。同月二十三日，這位一生心憂黎民蒼生的思想家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所幸他有個書院，雖然生前官做得不是太大，可現在學生也不少，這些意氣奮發的學生定會把老師的思想傳下去，他心裡雖然仍充滿了憂患，但嘴角應該也掛著些許笑容。

至於東林書院的主持工作，也只能落到了高攀龍身上。

五

萬曆帝死後，光宗即位。哪知道他更是個短命的皇帝，即位一個月就一命乎乎，這樣皇長子朱由校就上臺了，東林黨在扶立這位熹宗皇帝時立了功，自然受到器重。高攀龍也受到了重用，被任命為光祿大寺丞。對於有濟世情懷的東林黨人來說，他們無疑看到了希望，有一展宏圖的機會了。這位熹宗也接受了朝中大臣的建議，將神宗時代遺留在全國各地的礦監稅使招回京城，不再到民間橫徵暴斂。另外東林書院出生的這幫官員，還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興修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