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惡意專橫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權，後來陪審團判決給那名被告5萬美元作為賠償。不過，這些都毫無意義了。

然而，不管這些威逼利誘，莫妮卡堅決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不肯帶著竊聽器或讓他們監

聽她的電話，去背叛愛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猶太女詩人漢娜·塞內什為她提供了精神動力，莫妮卡高中課本里的一篇文章記載了她對母親的愛和她的英雄事蹟。

這些思想給予莫妮卡力量。她頑強地回答貝奈特，既然他們不讓她和母親自由通話，她就不會合作。在法律圈裡擁有“暴徒”綽號的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應該知道，我們也打算起訴你母親，你說過她都幹過些什麼，那都記在錄音帶裡。”

莫妮卡最恐懼的事情發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兩難境地：到底救哪個？愛人？或母親？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對著滿屋子的調查官和探員嗚咽不已。她能選擇自己的命運，卻不能做出傷害母親的決定。莫妮卡在心裡承認，自己不是漢娜·塞內什。

她懇求他們，再讓她和母親打個電話。他們擔心瑪西婭會聯絡律師，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為了能和母親說上話，被迫答應他們，保證瑪西婭不會把事情告訴別人。

最後，他們答應了。艾米克調查官說瑪西婭可以給他打電話，讓他解釋現在的情形。莫妮卡堅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給母親打電話。雖然他們再三保證不會監聽，莫妮卡還是堅持要在她認為絕對安全的地方打電話。當她表示整座大樓的電話都在他們的控制之中時，他們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諷一個瘋子。莫妮卡回憶當時的想法說：“他們偷拍我的照片，監聽我的談話，斯塔爾還要起訴我，現在我像變成了一個妄想狂？”

他們答應讓她離開房間，前提是討論過的條件必須得到遵守。他們還保證不會派人跟蹤，不過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個FBI幹員跟蹤，就像是動作片的情節，她透過換電梯甩掉了尾巴，一個人跑到了商業大街。她經過藝術博物館的商店時，驚訝地看到拿著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個把她整到地獄的女人居然在靜靜地購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沒事發生。莫妮卡走過她身邊，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謝！”特里普明顯嚇壞了，像念一句咒語般說著：“他們對我幹了同樣的事，他們對我幹了同樣的事。”莫妮卡繼續走，她後來說，如果當時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陰謀，反應肯定沒那麼簡單。“我會去殺她。”她簡簡單單地說了一句——也確實是這麼想的。

特里普離開商業街後就回家了，還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瓊斯的律師團。根據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總統做完案子的證言筆錄後，他們將可以質問克林頓總統。特里普把莫妮卡·萊溫斯基的大概情況告訴了他們。

正如媒體評論員斯蒂夫·布里爾所說：“總統的犯罪調查人員（OIC）剛剛結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訴訟對手（瓊絲律師團）又得到了大量彈藥，可以去攻擊總統宣誓後的證詞。同樣，斯塔爾也能從那些證詞中得到總統犯罪偽證的證據。”1月17日，總統做完證詞後，遭到了瓊絲律師團的突襲，他們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關於莫妮卡的材料。

這是致命一擊。瓊絲律師團反覆詰問，總統發誓否認和莫妮卡有染。然後，律師詢問道：“你是否曾經和莫妮卡發生過性關係？”克林頓的這個回答可能決定了他的政治命運：“我從未和莫妮卡·萊溫斯基發生過性關係，我從未和她有染。”隨著這傳奇故事逐漸展開，很大程度上爭論集中於“性關係”的嚴格定義上，取決於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歸入這個定義內。

行走在五角大樓城購物中心的莫妮卡，雖然敏銳地意識到總統面臨的危險，但是最先想的還是打電話給母親。最後，她找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給瑪西婭。她努力壓抑如潮的淚水，儘量讓自己的聲音平靜下來，告訴母親發生的事情。這時，一個拖著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來，原本還沉溺在震驚恐懼之中的她終於失去了原本已經虛弱的自我控制力，馬上懷疑這個女人是一個化裝過的FBI探員。她把聲音放得更低，竊竊私語般一遍遍地哀求母親：“請不要讓我合作，請不要讓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號房承諾的交易規則，讓母親保證不出去亂說，而是打電話給麗池卡特的艾米克調查官。結束通話電話後，她回到房間，說她的母親想和他們說話。其中一個人打電話給瑪西婭，短短聊了幾句後，同意讓她坐火車從紐約趕來，到女兒的身邊。

莫妮卡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