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樂天派，杜是艱難的謀生人。李敢於說大話，敢於冒風險，是某種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機政治，不計後果，終於因為站錯了隊，而付出一生的代價。杜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其實是一個入仕無門，落拓窮困的潦倒者，儘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肅宗，疲於奔命，隊倒是站對了，可得到的一個八品微末之官，也當不成，到底貶謫遷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因此，這兩位詩人，雖併名為“李杜”，卻有著鮮明的不同。

看他們的創作狀態：一個天馬行空；一個腳踏實地。

看他們的精神面貌：一個神采飛揚；一個愁眉苦臉。

看他們的寫詩主旨：一個提倡浪漫主義；一個主張現實精神。

看他們的情感寄託：一個陶醉醇酒婦人；一個在意妻兒老小。

看他們的人生抱負：一個夢想“為君談笑靜胡沙”，期望異常之高；一個只能“日暮聊為《梁父吟》”，慾念相當之低。

看他們的心路歷程：一個是“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覺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個是“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顛沛流離，心情始終是相當鬱悶和自卑。

看他們的終結追求：一個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揚九重萬乘主”，是要入閣拜相、問鼎當朝的；一個眼睛向下，紮根泥土，辛勤耕耘，“語不驚人死不休”，除了詩之外，他幾乎再無其他了。

李白與杜甫，嚴格說，是不甚搭界的。

宋人李綱《杜工部集序》稱：“自開元天寶全盛之時，迄至德大曆，干戈喪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發於詩。”杜甫是一位心繫社稷，悲憫蒼生，於顛沛流離中，始終憂國憂民的詩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飲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極寫李白的恣縱狂放，肆無忌憚的浪漫精神來看，“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則是一位充滿自信，解放個性，於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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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為從前作詩苦（3）

因此，無論為文，為詩，為歌，更重要是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兩條道上的火車，很難走到一起。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這兩位詩人的執行軌道，有過短暫的交接。

天寶三載（744），李白與杜甫初次相遇，相識，相交往，時在東都洛陽。前兩年，李白應朝廷徵召入京，初到長安，即與賀知章相見，頗受推重，以賀的名望，復薦之於帝，身價倍增。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授為待詔翰林，擬以擢用。這位文學明星，頓成政治明星，一時間，“王公大人恤顏色，金印紫綬來相趨”，我們這位大詩人，“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還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樂乎，開心得也不亦樂乎。我替來到京城闖蕩的杜甫想，少不了類似今天那些文學青年、新秀作家來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學名流、評論大腕、出版巨頭、編輯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樣，自然要想辦法拜李白這個碼頭。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僅僅當一個哄皇帝開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鬧情緒，皇帝只要他作詩，不要他干政，詩人激動之餘，打了辭職報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時的杜甫，說來也頗狼狽，科舉未成，為宦不得，像在北京廝混的北漂一族，在長安、洛陽，以他的詩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種質樸，或干謁權貴，或謀事衙門，或打雜蹭飯，或販藥求生。因此，類似科學院院士或社科院學部委員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來往，某種程度上說，是抬舉他。杜甫很當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麼當回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儘管李白不怎麼把這個小他十歲的年輕詩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書·杜甫傳》稱，“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這種狀況，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這位待詔翰林的情緒。一般來說，文學強者對相對弱於他的對手，比較能夠胸懷寬闊，而對勢均力敵，存在著絕對年齡優勢的對手，通常保持著一種警懼心態，也許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來，但在心靈深處，這種戒備態勢，是會存在的。對於李白與杜甫的關係，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兩人“相知甚深”看法的論者頗多。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盡信之處。

因為，文人與文人相處，不會比狼與狼相處更融洽，我指的是心靈深處的，那些最隱藏的特別較勁的方面。

天寶四載（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