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納以聯邦德國締造者、“聯邦德國之父”的形象，

其威望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均升至巔峰。

從1955　年日內瓦會議美蘇緩和開始，阿登納外交開始步人第二個時期。

這時，國際關係複雜化，阿登納的一邊倒立場使他很難很好地適應國際關係

的變化，他外交政策中矛盾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來。首先是四大國不再理會對

德國統一的口頭承諾，接著西方又傾向於以固定中歐東歐現狀來與蘇聯搞緩

和，這樣一來，阿登納寄望於西方以“實力”統一德國的目標徹底落空；其

後，阿登納又致力於法德和解與歐洲建設，但是，他同法國的親近由於戴高

樂與美英大鬧獨立而影響了德美、德英關係，使得他面向法國的歐洲政策與

他面向美國的安全政策不再能協調統一。這一時期裡，儘管阿登納外交也取

得了很多令人矚目的成果，如推動了歐共體的建成與發展，與戴高樂簽訂了

法德條約、將法德友好合作以條約形式確定下來，等等。但是，這些成果至

少在當時看來，並不足以大到能掩蓋上述矛盾。尤其是法德條約，由於它是

以拒絕英國加入歐共體為代價的，更激起了各方非議。最後，1963　年秋天，

阿登納是在矛盾重重、內外交困中下臺。正是由於第二個時期裡眾多複雜的

事件，人們對阿登納的評價才眾說紛壇，莫衷一是。

應該看到，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是東西方冷戰國際關係大環境下的產物。

阿登納外交戰略制定的前提是歐洲衰落，美蘇崛起，德國被一分為二，歐洲

也被鐵幕劈分東西。其一邊倒的戰略完全是面向西方的。向西方一邊倒使他

在戰略中就存在著矛盾性。這種矛盾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選擇先主

權後統一的道路，本身就意味著他放棄了東方，他對東方對蘇聯的政策也就

必然成為他對西方政策和歐洲政策的一個附帶。因為立足西方，所以阿登納

為德國統一設想了“實力政策”。實力是西方戰勝東方的實力，並不需要同

蘇聯正面接觸。日內瓦會議後，美國承認美蘇進入某種軍事平局，這實際是

宣告實力政策在新形勢下破產，想再以實力政策來對待需面向東西雙方的德

國統一，必然是不可能的了。其二，阿登納向西方的一邊倒戰略倚重的是德

美和德法關係。這兩個關係協調的前提是冷戰尖銳對立，美法在安全目標和

利益上一致。這時，美國支援歐洲聯合強大，法國也仰仗美國的安全保護，

阿登納面向美國的安全目標與他面向法國的歐洲聯合政策目標也由於美法利

益協調而能得以順利實現。一旦離開了這個前提，美法在安全目標和利益上

不一致，阿登納的安全政策和歐洲聯合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美蘇

緩和後，戴高樂對美奉行獨立的民族主義政策，直接侵害到阿登納戰略的本

身。

正由於阿登納的外交戰略是冷戰產物本身，使他很難把握1955　年以後國

際關係走向緩和的動向。他在西方聯盟內恢復主權求強盛的做法，使他在任

期內的德國統一政策和東方政策始終未能得到很好的表現。德國社會民主黨

一直猛烈抨擊他以犧牲統一換主權。德國的統一是最終透過一個長遠歷史時

期表現出來的，至少在阿登納時代，人們沒有看到這種希望。他把這個重大

課題留給了他的繼任者們。同時，美蘇走向緩和後，西方安全的緊迫性和重

要性都相對減少，法國不再單純借重美國的安全保護，而美國也怕歐洲聯合

強大威脅了自己的地位而減少了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援。美法利益的不協調使

阿登納每一個外交決策都舉步維艱，也導致了基督教聯盟黨內部的分裂。如

果說阿登納在前一個時期外交的成功是他正確地估價和判斷了美蘇冷戰的國

際形勢的話，那麼，在後一個時期，他的失敗也正是因於他對冷戰形勢頑固

不化的判斷立場。訪蘇之後，他也試圖作出些調整，但是，這種小步的調整

是在冷戰對立，拒絕承認東德合法性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