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專制政治所無法理解的事情。看來，教育領導在民國初年可真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

大總統不知道什麼是*和選舉，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譬如說競選，各政黨除了*演講、宣傳政見外，更多卻是倚仗地方機構和行政手段來控制選舉。譬如在湖南選區，國民黨便在選舉前將各縣縣長大多調整為國民黨員，選區的監督也全部委派國民黨員擔任，結果共和黨在湖南慘敗，從國會議員到省、縣議會，國民黨的候選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數當選。湖南是這麼搞的，江西、廣東、湖北這些由國民黨控制的地區也是如此。其他黨派也不甘落後，譬如統一黨就利用河南都督張鎮芳的關係，要求張鎮芳支援該黨在河南的選舉，無論使用什麼手段，也決不能讓國民黨取勝。

由此，民國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出現了各種“怪狀”與“醜聞”，譬如拉票、搶票、毀票，還有什麼金錢賄買，甚至暴力威逼與脅迫等等，也就不足為怪了。總而言之，各種手段是無所不用，無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的說，初次選舉出現這些亂象實在不算新聞，何況一些亂象早在清末憲政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即使是現在，很多國家和地方的選舉醜聞也是層出不窮，更別說一百多年前初嘗*的中國了。要怪，只能怪選票是個好東西。

在宋教仁和諸多國民黨員的努力下，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席，佔45．1％，共和黨、統一黨和*黨為　154席，只佔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123席，佔44．9％，共和、統一、*三黨為69席，佔25．2％（其他均為跨黨和無黨派人士）。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他們所佔的議席數已經是遠遠超過了其他政黨，即使共和、統一、*三黨聯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國民黨在競選中的勝利，使全黨一片歡騰，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他看來，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組閣的夢想即將實現，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危險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過去了，有時候回頭想想，宋教仁所迷戀的選舉勝利何嘗不也被後人所迷戀並迷信著，但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它只是一個幻想，或者說是個幻象。

在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後，同盟會曾想把宋教仁推出來做內閣總理，但參議院的議員們卻在私下裡議論說：“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於1882年，當時未滿32歲，若不是孫中山和黃興此時在政治上消極的話，以他的年齡和資歷當然不能出頭，而在同盟會之外，宋教仁自然無法和孫中山、黃興的聲望相比。

事實上，宋教仁所熱衷的選舉政治本身就充滿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凱調和，另一方面又想與袁世凱爭權；一方面放棄了軍事，另一方面卻又想爭奪政權，這在一個沿習千年、以武力為後盾的專制國家中，這如何能辦得到呢？宋教仁以為只要有一部《約法》，藉著《約法》中規定的“責任內閣'之空名，加上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政黨，便足以對付袁世凱的軍政力量，豈非是漠視傳統和現實的書生之見？要知道，大凡中國的專制者，依仗都是*裸的武力，又有幾個把法律當一回事？

宋教仁也許忘記了，在辛亥革命中，革命黨人之所以放棄了與袁世凱的爭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和袁世凱的軍事力量相抗衡，這才不得不依靠袁世凱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在革命時期用武力尚且不能達到的目的，又怎能在袁世凱已經掌握了政權的時候再用和平的、選舉的方式奪回來呢？這也未免太天真浪漫、太不現實了吧。

孫中山當時的消極，一來是他在擔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財政窘境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陰影，二來也可能是他在潛意識中認識到，既然革命黨人打不過袁世凱，那就只好信任並將政權讓給他，以維持一個穩定的局面；等到國家發展有了一定的基礎，到時再用合法的手段進行競爭。

這種“先經濟、後政治”的思想，孫中山曾在給宋教仁的信中透露過：“如今不管是誰來執政，都不可能採取什麼重大的措施，獲得很大的成就。因為國家內部的力量越來越枯竭，外來的壓迫和侵略越來越緊逼，這絕對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如果只是從政治上開藥方治療，只會越弄越亂，每況愈下而已。一定要從根本著手，發展國家的物質經濟，使人民的生活富裕起來，國家的形勢鞏固不動搖了，政治才能活動開來。”孫中山當時那個“大鐵路計劃”，恐怕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